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部分摘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均是波斯人和犹太人分别占主体的唯一国家，所以此后在考虑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波斯一犹太的民族关系更多地让位于伊朗一以色列的国家关系。对于这一时期的双边关系，可以非常清晰地划分为特点鲜明的两大时期：一是巴列维国王(年一年在位）时期的默契；二是霍梅尼及其后（年至今）的僵持。

巴列维国王时期伊以关系默契发展的主要因素

虽然伊朗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和接纳以色列为成员国表决时投了反对票，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伊朗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较为融洽的双边关系，这既是这两个国家所面临的恶劣的周边环境和与美国的亲近关系使然，也受到各自现实利益需求的推动。

以色列建国后，其周边环境非常恶劣。在它建国后的第二天，就遭受到来自埃及、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军事进攻。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以色列又先后数次和阿拉伯国家兵戎相见。可以想象，生活在阿拉伯人占主体的中东，新生的以色列国家会承受多么严峻的压力。另一方面，伊朗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的互相征服和现实中的利益纠葛，伊朗与阿拉伯人也是多有恩怨，其地区处境也不甚理想。这样，以色列和伊朗均处于心怀仇恨或不甚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都面临着扩展外交空间、摆脱地区孤立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加强联系就成为其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可取选择。

再者，虽然在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和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等一系列行动中苏联的表现也让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非常满意，但是睿智的以色列决策者仍然在建国后不久就确立了亲美的外交路线。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伊朗饱受英、俄（苏）两大强国的持续蹂躏，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同盟国和轴心国皆对地缘战略价值巨大的伊朗虎视眈眈，结果英苏两国于年8月联手武装占领伊朗，礼萨国王被迫让位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巴列维”或“巴列维国王”。国家和家庭的惨痛经历促使巴列维国王认真思索伊朗今后的对外战略，在年伊朗发生了美国策划的政变之后，权力失而复得的巴列维国王在外交上就完全倒向了美国。这样，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伙伴，伊朗和以色列两国的接近又具备了较为强大的外部推力。

以色列建国后，吸纳更多的犹太人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阿以冲突的加剧，一些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犹太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或迫害，特别是伊拉克犹太人，人数较多且遭受的磨难较重，帮助这些犹太人移居自己的祖国自然成为以色列决策者的坚定使命。因为伊朗和伊拉克有漫长的边界，所以加大对伊朗的外交力度，寻求伊朗的帮助以“解救”伊拉克犹太人，就构成了以色列对伊朗外交的初期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伊朗本身也拥有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与伊朗加强联系也有维护伊朗犹太人利益的考虑。不过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犹太人并没有受到像一些阿拉伯国家犹太人所受到的那样的歧视和迫害，所以在年到年间，只有4.5万犹太人从伊朗移民至以色列，大部分犹太人仍然继续留在伊朗生活。

以色列主动发展与伊朗关系的另一因素，是希望获取伊朗石油。虽然中东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地区，但是那里盛产石油的国家除伊朗外几乎都是阿拉伯国家，对于石油缺口较大且深陷阿以武装冲突中的以色列而言，获取中东石油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和犹太人有较好关系记录的伊朗。早在年代前期，以色列就和伊朗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此后以色列一直积极与伊朗探讨双方的石油交易，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甚至在对阿拉伯世界造成重大灾难的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石油出口。从到年，以色列所获得的80%~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的，年这一比例则是75%。来自伊朗的石油对深处困境的以色列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主要诉求

国际关系的发展有赖于利益价值的互相交换。在伊朗帮助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同样可以向伊朗提供巴列维国王所渴求的东西。虽然巴列维在年就登基为王，但是直到年政变后，他才成为美国并不十分得力的地区盟友，而此时，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早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一大鲜明主题。为了改变获取美国援助不力的现实，巴列维国王着重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希望通过此举，可以使美国犹太人向华盛顿政府施压，以推动美国执行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外交政策。伊朗的这一迂回战术，的确有效地推动了伊以关系的良好发展。

获取军事和特工等业务培训是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另一考虑。巴列维国王是一个非常崇尚军事力量的国王，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情报机构建设的领导者，而以色列恰好在军事、情报建设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所以，伊以两国在这些领域中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至年，以色列已经为伊朗培训了约名飞行员、伞兵和炮兵，而且从这一年起，以色列军队中包括总参谋长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多次造访伊朗，当然也有很多伊朗高级军官访问过以色列。伊朗的情报机构建设同样需要以色列的帮助，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得到闻名于世的以色列摩萨德的人员培训和信息提供。

总而言之，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和以色列面临着相似的国际环境，而且都和美国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各取所需，进行了长时期的默契交往，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对融洽的时期。

霍梅尼及其后伊以关系的僵持

年“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国王失去了政权，以色列也随之失去了与伊朗的默契交往，因为年以后新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以色列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一再强调：“对待以色列的正确态度是：认为它是非法的、强霸的、侵犯穆斯林权利的政权，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消灭以色列。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以色列……我们与以色列绝不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它是霸权者，是与穆斯林为敌的……以色列是霸权者，应该尽快离开巴勒斯坦，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消灭这一毒素……在伊斯兰国家心脏的这一毒瘤受到列强的扶植，其毒性每天都在威胁着伊斯兰国家。因此伊斯兰国家和伟大的伊斯兰民族必须将其根除。”

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占据着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凌驾于三权之上，几乎不受宪法的束缚，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权罢免总统。所以，他的个人意志往往会演化为国家政策，这一点在伊朗一以色列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直至今日，伊朗现政权仍然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并且积极支持一些激进势力反对以色列。对于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们深切期待的巴以和平进程，伊朗的态度也不甚积极，认为这并不能给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真正的希望，只有把以色列彻底赶出巴勒斯坦，才是问题最佳的和唯一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尽管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以色列曾经进行过秘密武器交易，尽管年霍梅尼逝世后伊朗的强硬外交稍有缓和，但是当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以色列还是迅速地把伊朗定性为地区不稳定因素，认为伊朗要趁伊拉克惨败之际追求地区霸权，认定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从事反以色列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加强了对抗伊朗的力度。以色列不仅逐步强化了与土耳其的军事关系，在年签署了让伊朗人大为恼火的《土以军事协议》，而且还一再鼓动美国向伊朗施压，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双重遏制政策”和《达马托法》出炉的过程中，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年美国“”事件发生后，反对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的新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以色列更为频繁地指责伊朗支持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要求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特别是在年较为激进的内贾德出任伊朗总统后，随着他的一系列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言论的出炉以及伊朗核危机的加剧，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逐步升级。直至今日，仍然难以见到伊以关系改善的任何值得期待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