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是以各种方式吸引全球分析人士和大众的眼球。现如今，当美国成为咄咄逼人，直取“世界警察”桂冠之时，好像在全球范围内还找不出第二个像伊朗这样敢于跟美国叫板，哪怕是口头上叫板的大国。凭借着丰富的能源储藏和东西交通的枢纽地位，伊朗的地缘政治价值随着全球化推进而日益凸显。多年来，英国的石油野心、德国的血统外交、俄国的南下门户、法国的东方主义情结、美国的“自由世界的责任”总能把伊朗推向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再加上蒙在这个古老国家头上的神秘而独特的宗教面纱，人们有理由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之心。

伊斯兰革命40年来，尽管其国内政策在城乡均衡发展、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化、惩治经济腐败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也得到了联合国经合组织等权威机构的承认，但是，伊朗国内至今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并存

以西方政治价值为取向的现代主义运动，随着两次对俄战争的惨败，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启动。年，亲自指挥两次对俄战争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扎深为战争结局刺痛，请教法国领事伊朗落后的原因何在，他一口气问了12个“为什么”，让这位法国人感到十分惊奇。这位法国人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伊朗改革主义的民族主义正在勃兴”。“救亡图存”催生伊朗的首次现代化改革。从内政到外交，从军事到教育，现代主义者似乎要在伊朗大干一场。然而，改革伊始，便遭遇传统主义的阻力，他们咒骂那些从西方回来的人“道德败坏”，从欧洲带回的不是“科学种子”，而是“梅毒细菌”。年，传统人士终于成功地罗织罪名将王储扳倒，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夭折。

到了90年代，伊朗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了一位铁腕改革家卡比尔，他的改革举措更彻底、更全面，因此得罪了更多既得利益者。当时的国王为了自己的王位不得不丢车保帅。现代化运动再次受挫。现代主义者并不甘心。马尔库姆汗和阿富汗尼等人在国外严词指责国王专制“乃是一切罪恶之渊薮”，直呼宪政（mushruteh,限制王国权力）乃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选择。这些响亮的政治口号和宪政远景得到社会各层的积极回应。20世纪初，现代主义立宪派与以国王为首的传统派之间的较量从笔战发展到枪战。最终，立宪派用鲜血赢得君主立宪制。

宪法颁布并没有带来秩序，英俄两国在伊朗的利益角逐不因乱世而缓和。礼萨汗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乘乱而起，凭借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而走到国家权力的中心。在民族主义口号下，礼萨汗强力地废除了多年的“治外法权”，也敢用自己的军靴和拐棍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宗教界人士。据说，只要礼萨汗的眼睛一瞪，便足以让人哆嗦，以至于流传着这样民谚：“天上秃鹫的利爪，地上沙赫的眼睛。”“沙赫（shah）”，波斯语意思就是“国王”。

二战对伊朗的政治影响也是空前的。反纳粹的英美苏盟军为了保障军事运输通道，硬生生地一夜之间将伊朗分区，并以“亲德”为由逼迫礼萨汗退位。伊朗出现了西化学者所渴望的“政治自由化”而民族主义称之“民族灾难”的政治权力真空时期。乘着“自由化”东风，一篇叫《揭秘》小册子出版。此书的出版宣告：传统主义者不仅没有消失，而是将以更猛烈的方式释放自己的能量，并赋予未来社会以宗教蓝图的纲领性意义。

60年代初，巴列维国王在自诩的“对祖国的使命”的驱使下发动了著名的“白色革命”。然而，“白色革命”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甚至还产生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如大量农民抛荒后涌进城市的民工潮、巴列维政权家族化及其集团性腐败，尤其倒向美国和以色列的亲善外交，终于让宗教界、工人和世俗知识分子找到了联合反对的理由，特别是意志坚定并富于斗争经验的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公开反对，最终酿制国王宪兵袭击清真寺的“库姆血案”，并由此揭开了巴列维王朝政治合法性公开流失、最终走向灭亡的序幕。更为严重者，这起事件还激发了青年学生进一步“左”转。从年开始，以德黑兰大学的几个工科学生为核心的学生组织高举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和毛主义，主张以“武器批判”代替“理论批判”，留学生成立国际性的“伊朗学生联合会”，声讨巴列维，支持霍梅尼。在国内，留法回国的阿里·沙里亚蒂博士带着一套西式的话语方式对伊斯兰教和伊朗现实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刮起了一股风靡德黑兰的“沙里亚蒂旋风”。阿里·沙里亚蒂发表演讲的侯赛因道堂成为吸引伊朗国内青年学生的最活跃、最激烈的思想交锋阵地。整个70年代，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一方面在石油美元刺激下的一派盛世太平，另一方面“边缘群体”（农民工、教会学校学生、宗教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城市流民等）的不满如地下烈火在酝酿、奔突。繁荣外表下潜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

年2月初的一个星期四上午，德黑兰经历了一次万人空巷的壮观场面，据说多万人游行并夹道欢迎霍梅尼流亡归来。当然，万人空巷的场面并不能消弭所有参与者的真正政治意见。随着革命进程推进，不同个人、集团、阶层的政治分歧开始暴露，最终走上了彼此敌对的道路。伊斯兰革命后的权力洗牌直到年底完成。伊朗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今天，这些曾经的革命参与者、同盟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逐渐都成为老人，其中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但是今天的伊朗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忘记深刻地改变了伊朗人生活面貌的伊斯兰革命，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后革命时代情绪。这些人主要集中在现代教育部门和传媒机构，以现代政治价值自命，自认为“现代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至今还推崇当年的革命人物如塔里加尼、阿里·沙里亚蒂、蒙塔哈里、加法里，还有“工程师革命家”巴扎尔甘等等，也对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伊玛目霍梅尼充满了敬仰之情。这一群体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对所谓“普世价值”普遍持欢迎态度，当然，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传统主义者”也有明确的指向和内涵。

“街头政治”传统顽固延续

在伊朗，“街头政治”作为一种表达政治意愿方式，可谓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纪末伊斯兰宗教剧“塔齐亚”。什叶派历史上，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次子侯赛因于年带领一批信徒到库法就任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哈里发职位，在卡尔巴拉地方遭到倭马亚王朝亚兹迪军队的埋伏，全体殉道。这是伊斯兰教分裂为两大派的关键事件，此后凡属于什叶派的伊斯兰教徒，都以参加表演侯赛因殉道的场面和过程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作为自己的属性标志。什叶派教徒把侯赛因殉道日定为“阿舒拉节”。什叶派主体主要集中在伊朗，并且随着什叶派教义在萨法维朝被定为国教，“塔齐亚”也逐渐成为伊朗最普遍、最重要的宗教仪式。现在，阿舒拉节是伊朗的法定假日，也是今天最重要的宗教假日。信徒们聚集在一起举行悼念仪式。“塔齐亚”一般在清真寺、巴扎或街头举行，有时边行走边表演。表演者用鞭子或链条抽打自己的身体，一边抽打，一边哀号，严重的浑身鲜血淋漓，通过模拟、复原当年侯赛因家族与敌人战斗的悲壮场面，唤醒信徒对侯赛因的热爱。

进入近代之后，社会群体事件逐渐增多，这一传统的宗教活动逐渐注入了政治内容。19世纪下半期恺加王朝统治时期爆发的全国烟草运动，人们便利用阿舒拉日集会和游行活动表达政治意愿。宪政革命期间，立宪派就利用这个节日来宣传和表达政治意见。年，礼萨汗动用议会，组织自己的支持者在这一年阿舒拉日期间游行拥戴自己取代恺加朝。虽然礼萨汗坐稳江山后便限制国内此类活动，但在偏远城镇和农村地区，这种宗教游行活动照样盛行、隆重。

伊朗宪政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保留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几经修订，一直用到年巴列维政权倒台。宪法规定的基本条款对国王本人没有起到多大的限制作用，反而使得宪法的“自由”条款为“街头政治”传统提供了法律支持和土壤。国王和首相摩萨台在-年的权力大博弈中，双方多次通过各种手段鼓动和操纵群众上街游行或“反游行”，以显示自己“民意”基础。有意思的是，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伊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竟然也学会了这一手，他们自掏腰包雇佣群众上街表达“民意”，支持国王。年世界石油价格飙升，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使得国王富得流油，使他更有钱动辄利用群众游行来表示自己“被爱戴”。年初，反对国王的示威游行越发频繁，规模也愈发巨大。革命领袖霍梅尼坐镇巴黎遥控国内的反国王斗争，利用宗教性节日或周五聚礼活动，游行每每演变成街头骚乱。按照伊朗的民俗传统，人死后第四十天要举行集会纪念亡人。就这样，伊斯兰革命中一道奇特的斗争景观出现了：七天小动荡，四十天大动荡。面对这样的“反对游行”，国王多次策动支持者举行“支持游行”，直到年初，全国性的“反对游行”压倒了“支持游行”之后，他才真正感觉到大势已去。

可以这么说，仅仅通过辨别街头游行的规模大小，便可大致预知双方较量的最终胜负。由此也可见“街头政治”传统在伊朗政治生活中的发达程度。

伊朗反政府示威游行

二元权力结构的独特运作机制

伊朗现行政治基本构架和运作模式——“法齐赫”体制早在年霍梅尼出版的《伊斯兰政府》（hukumateIslamee）中已基本确立，但真正走向社会实践是在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和左派力量被制服之后。年12月，在革命领袖霍梅尼倡导下，伊朗举行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根据宪法，伊朗最高领袖应该由忠于什叶派宗教和国家的、有巨大社会声望的，同时又具有优秀品质的宗教人士来担当。宪法规定，最高领袖由“教学法学家委员会”选举产生，其权限包括：任免司法总监、音像组织主席、武装部队参谋长、革命卫队司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令；宣战或宣布停战；协调国家三权机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颁发总统委任状，在总统有渎职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治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总统等。为了保证宪法权威以及所有法律不违背宗教，领袖有权从“教法学家委员会”中挑选教法学家组成专门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审查议会通过的任何议案不违背宗教教义。霍梅尼逝世后，伊朗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但基本内容未变。

“法齐赫”体制的独特性还在于，一方面领袖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规定伊朗行政、立法和司法具有相对独立性。行政上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是仅次于领袖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直选产生，任期四年，可连任一届。内阁部长由总统提名，但须议会通过，由领袖签署生效。议会是伊朗最高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议会有权批准同外国签订一切条约、协议和合同，随时对总统和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批准政府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等。但是，议会通过的任何议案必须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

由此可见，虽然总统实行直选，议会专门立法，司法监督行政，但最终权力还是集中在“宪监会”，领袖通过掌握“宪监会”而掌握实际权力。所以有人说，尽管总统大选非常热闹，形式上酷似美国大选，但伊朗总统候选人只不过是领袖兜里揣的牌，最终出什么牌由不得选民。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总统时，每每有惊人之语，引得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但明眼人看得出来，这正是总统之权责名实不符的表现。

伊朗这一独特的政治运作模式经常使得总统与领袖之间经常在具体问题上步调不一，政出二门，演绎伊朗版的“府院之争”。

“社会病”持续存在

革命的伊斯兰政府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基础正是巴列维时代的遗产：“白色革命”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快速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病”。“白色革命”的基础设施、石油技术和管理水平、现代产业结构和布局、包括核技术在内的国防实力都是新政权所继承的丰厚遗产。当然，这份遗产清单也包括巴列维时代遗留下的一系列“社会病”。

贫富分化现象。巴列维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和官僚资本家阶层，因此官商勾结共同把持国家核心部门、高利润行业的现象极为普遍，国外媒体称之为“千人家族”统治伊朗。在这样官商一体化的背景下，以国王为首的官商阶层是伊朗的暴富阶层，而广大的石油工人、一般职员社会地位低下，而从农村中游离出来的大量农民工则处于社会最底层，生活条件非常恶劣。

腐败无所不在。腐败与巴列维王朝相始终，甚至有些西方学者说，腐败是巴列维王朝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动力源和润滑剂。巴列维家族富甲天下，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用黄金造马桶，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而那些为国家直接创造财富的石油工人，只好全家住贫民窟，农民工在建筑工地的生活形如乞丐。德黑兰城北部尽是豪宅，南部棚户区肮脏破败，俨然成为“人民”和“国家”之间界限分明的两重天。腐败是滋生和助长社会不满，削弱政治公信的最主要因素，最遭公众诟病和痛恨。

正是这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病”造就了伊斯兰革命的总爆发，也是伊朗人民如此爱戴霍梅尼的最根本原因。但是，凭一次“革命”便想彻底涤荡这些“社会病”是不现实的。事实表明，这些“社会病”在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消除，有时还感觉相当严重，每一个到过伊朗的人多少都会有此印象。当下因为制裁，伊朗经济可谓百业凋零，普通百姓拙荆见肘，似乎难以为继，但是那些因革命而得以翻身的新贵们，生活并未受到实质影响，宝马还是买原装，西方名牌还是一身到底。总之，伊朗的“社会病”一如既往存在，“阶层固化”的程度和影响因为制裁而越发严重。

国际压力引发内部变异

伊斯兰革命的口号之一就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伊朗的宰割，消除西方渗透。自年底“人质危机”事件之后，伊朗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抗愈发明显。“人质危机”导致的西方制裁至今还没有彻底解除，“核危机”又为伊朗赢得骂声一片。美国指责、欧盟压力、以色列的敌视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排斥态度都是伊斯兰革命后历届政府不得不面临的国际环境。

对待国际社会的压力，伊朗国内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阶层的人士反应各有不同。从第一届总统萨德尔到哈塔米和今天的鲁哈尼，他们对西方的立场常常与最高领袖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伊朗今天的人口构成，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占总人口的2/3，三十岁以下的又占青年总数的3/4。这些富于理想的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也常有不同。大学校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敏感地带，内政外交一有风吹草动，大学校园立刻就有反应。因此，伊朗历任总统频繁在高校宣传自己的主张，寻找热情的支持者。各派政治力量都设法利用学生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壮大自己声势。连美国政府也不能忽视这些这支可塑性极大的社会力量，继而把“和平演变”希望寄予这些“革命二代”身上。

可以说，这些上述若干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伊朗的未来充满不稳定性。但考虑到历史传统的延续性和全球化时代主流价值的趋同性，特别是中东目前安全环境的险恶、国际关系的复杂以及伊朗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结，伊朗政治和社会的未来似乎又存在某些确定性。

责任编辑/康巳鋆顾心阳

图文编辑/杜泉源

作者：王泽壮，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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