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经济发展虽受到外部制裁的不利影响，但长期以来难以实现良性发展的主要原因仍在于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体制性问题。

伊斯兰教教义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突出特点是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尤其是主张经济行为必须体现公平和正义。

在实践层面，与注重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学理念迥然不同，伊斯兰经济更重视再分配环节。伊朗现有经济体制除受到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影响外，也深受革命后内外发展环境长期不利的影响。

从两伊战争到美国制裁，伊朗长期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为抵御外部压力甚至入侵，民族主义深刻影响着伊朗的经济战略，使伊朗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的独立性。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伊朗建立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伊朗还建立了庞大的补贴系统，甚至一度采用配给制，以保障民众生活。

配给制度在两伊战争结束后即被取消，但是补贴制度却一直延续至今。这些政策越来越不适应伊朗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部分改革早就开始推行，但是改革进程十分缓慢。

一、伊朗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向性不符合其经济外向性的需要。

伊朗经济一直带有鲜明的外向性特征。作为欧佩克第二大和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石油对伊朗经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早在巴列维时代，伊朗就充分参与了国际分工，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伊朗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石油，同时进口所需的炼油产品，具有相当规模的非石油产业对外贸易。伊朗大量进口基本食品及其他消费品，同时出口地毯、手工艺品、矿产品等传统优势商品。当时在伊朗的外来投资也十分活跃。

伊朗的经济战略导向在根本上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标，这常常使得经济发展问题在政府事务中实际上变得不那么重要。这种内向性的经济战略尤其对引进外资影响较大。虽然伊朗政界基本认同引进外资是促进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在实施细则上各派别并没有形成共识，常因左右掣肘导致政策摇摆不定，令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这种过分注重民族主权的发展战略易滋生保护主义情绪，对国际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制裁解除后的伊朗存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迫切需求，客观上要求伊朗的经济战略向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从伊朗强硬保守派控制实权的现状看，伊朗经济发展战略只能在现有“抵抗型经济”框架下进行调整，做出整体性变动的可能性较低。

二、补贴制度的改革面临伊斯兰经济理念的制约。

当前，经历多年制裁之苦的伊朗人，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渴望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伊朗政府而言，将更多资金用于投资而非消费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路径。

但在油价持续低迷的当前，伊朗即使开足马力生产石油，财政状况依然吃紧，预计未来几年财政赤字还会大量增加。除进一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外，减少消费和增加投资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对延续已久的补贴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补贴制度建立于两伊战争期间，其初衷是为了在战争困难时期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对国内油品、基本食品及日常消费品实行价格补贴，其中对油品的补贴力度最大。长期以来，伊朗是全球公认的油品价格最低廉的国家之一。年前，伊朗国内每公升汽油的价格长期维持在10美分的水平。

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补贴政策虽然饱受指责，但是在伊朗遭受制裁和孤立的困难期，该政策确实发挥了必要的维稳作用。

此外，补贴制度特别符合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同伊斯兰文化注重公平、公正的传统不谋而合，因此受到民众的认同。但是，庞大的补贴逐渐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浪费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油价的上升，伊朗国内油品和国际油品的价格差进一步扩大，使得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

但是，补贴制度改革在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内贾德时期却屡遭挫折，其根源仍在于强大的社会阻力，取消补贴确实会增加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成本，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增加。部分民众还质疑补贴改革缺乏公正，认为改革牺牲了民众利益，却使得上层宗教政治集团获益。

鲁哈尼上台后，顶住各方压力继续推行改革，国内油品价格再度被抬高，涨幅在20%～75%之间不等，使得燃料补贴在/16年度降到了GDP的4%。

补贴改革涉及民众的直接利益，易使政府被扣上违反“社会公正”的罪名。伊朗政府在提高油品和其他消费品价格的同时，如果不能同时满足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要求，会导致后者生活成本上升，即使实

现经济增长，也无法受到民众的认可，甚至会引发政治危机。因此，补贴改革对伊朗政府而言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伊朗政府或将谨慎推进补贴改革。

三、经济多元化举措成效有限，伊朗政府尚未探索出一条可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路径。

为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伊朗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提出了建设多元化经济的目标。但经过30多年的建设，伊朗的经济多元化远未实现。石油作为伊朗的主要财政收入和GDP贡献者，其价格的起伏依然是伊朗经济的晴雨表，造成伊朗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在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的经济表现低于预期，这和始于年底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存在直接关联。

石油地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落后性。以石油生产(上游产业)及加工(下游产业)为代表的产业链，本质上是一种能源资本密集型产业。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主导产业基本上是由高科技产业引领，属于创新型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结合体。目前除石油产业链外，伊朗主要的非石油产业仍以农业和矿业为主，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伊朗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不足。

迄今为止，伊朗制造业缺乏本国主打的自主品牌，尤其是电子产品、耐用消费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这一切都表明，伊朗远未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四、私有化改革导致众多利益纠纷，限制了伊朗经济的良性发展。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将全部石油产业收归国有，银行、保险、绝大部分的重工业、交通、通讯部门都被纳入国有体制。至20世纪90年代初，伊朗国有企业的弊端已经充分显现，而且与伊斯兰教维护私有制的传统观念不符。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启动了私有化改革，但进度迟缓。不同派别对私有化改革的具体范围存在较大分歧。

直到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加快私有制改革后，大部分银行和保险公司、大型重工业、公共设施、交通、通讯部门才逐渐被列入了私有化改革的范围。

鲁哈尼上台后，伊朗政府进一步推动私有化改革进程，并将其视为扫除经济发展制度性障碍的重要举措。从现实状况来看，伊朗经济仍存在诸多私有化改革的制约因素。

首先，被列入私有化的对象大多是超大规模的企业，涉及利益群体众多，具体的改革流程十分复杂。受管理体制不健全的影响，私有化本身的透明度不高，其过程的公正性很难得到保证，容易滋生新的社会矛盾。

其次，许多计划私有化改革的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问题，需要改善管理体制和提高效率，加大了兼顾公平的难度，可能会引起新的失业问题。这些企业对伊朗政府能否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好配套措施仍存在疑问。

最后，大小不等的基金会组织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继续游离于私有化改革之外，成为私有化的受益者。它们直接隶属于最高领袖，在高层政治的庇护下，大量参与经济活动。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基金会下属的许多公司曾购买过不少私有化的企业;内贾德时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附属企业则通过类似的购买活动获益丰厚。鲁哈尼政府若想继续推进私有化改革，必须削弱利益集团并尽可能限制其在私有化中的投机行为。这对政府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韩建伟：伊朗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前景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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