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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和罗马就像是一副历史的镜像，它们代表着东西方文明走到了一个顶峰。不过，在西汉和罗马这两座“高山”下，还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西亚的霸主，安息国。三个庞大的帝国就像是一颗颗珍珠一样，将亚欧大陆的文明串联起来。不过，有了珠子，还要有将珠子串在一起的“线”。而率先踏出这一步，将“珠子”串联起来的，就是西汉的张骞。

史上第一位“带货天王”

　　张骞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

　　由西域传来的农作物除了“胡”姓，还有无花果、石榴、葡萄（蒲陶）、西瓜、菠菜（唐时传入中国）、胡萝卜（元时传入中国）等，而这些农作物中，除了胡萝卜传入中国年代很晚的缘故，其他几乎都被归为张骞名下。

　　张骞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有一说一，我们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并不能简单溯源为“张骞带回”。

　　拿胡桃来说，最早记录胡桃的是《东观汉记》：“后汉有……胡桃宫。”《金匮要略》也有记载：“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疾饮。”这说明胡桃引进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时期。《艺文类聚》引晋刘滔母《答吴国书》曰：“胡桃本生西羌。”而在东汉时期，羌的地理概念应该集中在现在的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所以，胡桃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张骞没有关系。

　　又比如苜蓿的传播。苜蓿是饲养马匹不可多得的优质草料，其实，汉代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张骞传入苜蓿，《史记·大宛列传》曰：“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这里说的是“汉使”而并非“张骞”，显然这二者并不能直接画等号。而《汉书·西域传》则说得更明确，苜蓿和葡萄是太初三年（公元前年）李广利破大宛后与大宛人约盟后带回中原的，此时张骞早已去世多年。

　　这些“胡姓”作物，因为产于胡地而又形似中国原有作物而得名，但《史记》《汉书》及其他汉代文献都没有由张骞引入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世的学者，根据传闻而加在张骞头上的。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著有《中国伊朗编》，作者探究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他认为，“现在学术界竟有这样一个散布很广的传说，说大半的植物在汉朝都已经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成长了，而且把这事都归功于一个人，此人就是张骞……其实张骞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苜蓿和葡萄树……只是后代不可靠的作者（大半是道家者流）认为其他伊朗植物之输入都要归功于他。日子久了，他成为传说故事的中心人物，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因此，他终于被推崇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

　　由于古书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地理名称和植物名称的迁移联想等原因，导致张骞和“胡姓”作物画上了等号，史上第一位“带货天王”张骞就这样“封神”，令人不得不好奇：假如张骞真的带回来那么多西域“土特产”，那么……他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在这方面，“吃货”乾隆表示深有同感，他俩都太“忙”了：如果说乾隆是为无数中华小吃背书的米其林“试吃员”，那么，张骞就是人们想象中专为西域带货的金牌代购。

可以说，正是张骞出使西域，奠定了“丝绸之路”的基础。正如张岂之教授在《大秦岭》里赞誉道：“没有张骞出使西域，也就不会有丝绸之路的开辟。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就不会有了汉朝和西域以及和欧洲文化的交流，所以，通西域的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