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伦弗鲁将印度—赫梯语言的传播与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如同在第二章提到的那样，伦弗鲁在他年出版的书中，就此主题对他提出的观点做出许多创新性的修正。然而，在下面这两个问题上，他的观点一直未变：（1）印度—赫梯语的原始家园是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而非东部的农业摇篮地区；（2）大约在公元前年，印度—赫梯语随着农业的传播，从这一原始家园向西传播到爱琴海周围。伦弗鲁认为印度—赫梯语族群（如今在从安纳托利亚分支分裂之后，成为操印欧语的族群）继续迁徙到巴尔干、欧洲西部，向东到黑海北部。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以及伦弗鲁都修改了传统的、认为大草原是印欧语的原始家园的观点。然而，伊万诺夫把这片地区称为第二故乡并与库尔干文化联系起来。伦弗鲁将大草原仅仅视为一个根据地，印度—雅利安语族群从这里向东南迁徙到伊朗和印度。

伦弗鲁一直强调，自公元前7世纪农业传入起，希望文化便开始具有他认为的连续性。在此问题上，他反对他曾经的发掘伙伴即立陶宛考古学家和博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Gimbutas）的观点。金布塔斯将印欧语言的扩散与库尔干文化的扩散联系起来。她认为库尔干文化影响到了包括北部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半岛和中部欧洲大部分地区。

伦弗鲁主张印欧语言伴随农业传播到欧洲西部，取代了那里狩猎者和采集者早期使用的语言。其他考古学家同意在欧洲没有农业革命，农业技术和陶器制造术在公元前6千纪从东方传入欧洲中部和西部。不过，这一状况是移民导致的结果，还是那些原来是中石器时代采集者们的当地人对新技术的适应产生的结果，对此他们仍有分歧。

此外，非印欧语族群在欧洲西部存留下来进入了历史时期。巴斯克语至今仍在使用。因此，大多数学者将印欧语言引入欧洲西部的过程视为伴随农业传播而逐渐传播的过程，从公元前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个折中的假设在我看来，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伦弗鲁、金布塔斯的假设没有理由不能进行协调或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我们都接受印度—赫梯语起源于安纳托利亚，反对认为大草原是原始家园的传统观点。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认为希腊语曾经跨越了爱琴海，而我同意伦弗鲁的观点，起初的迁徙要早得多，它是随着农业的扩散开始的。我与伦弗鲁的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迁徙族群的语言不是原始希腊语而是印度—赫梯语言的一支。使用这种语言的不同形式的族群向北扩散，在巴尔干半岛创造了公元前6千纪和公元前7千纪的新石器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加姆克列利茨、伊万诺夫和金布塔斯的观点都不同。

接下来，我将探讨W．H.古迪纳夫（W．H．Goodenough）在年提出的方案。他主张来自大草原边缘农业文明地区的族群发展了游牧技术。在这里，兼事农耕和游牧的印度—赫梯语族群，在公元前4千纪创造了库尔干文化和狭义上的印欧语。

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那种认为库尔干文化和印欧语言是从大草原开始传播的保守观点。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所称的古代欧洲方言（凯尔特语、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可能还有吐火罗语）起源于北方方言，并且较早迁移出来，而印度—雅利安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来自南方方言。

讲印度—伊朗语的族群似乎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从北方渗透到伊朗。在公元前2世纪，他们进入中东地区，并且征服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显然已经把自己称为雅利亚（Arya），即雅利安人。考虑到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使用这个名称，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雅利安这个词有一个亚非语系的词源。它是从闪米特语进入印度—伊朗语的外来词。在乌加里特语中，名字ary作为一个高贵词汇使用（指一个民族的名称），但是ary（伙伴）这个词则显然和埃及语具有相同词义的词汇r存在亲缘关系。

这种亲缘关系只是众多语言迹象中的一个，表示印度伊朗人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闪米特语族群有着紧密的联系。胸怀广阔的印欧语专家奥斯瓦尔德·切梅林伊（OswaldSzemerényi）主张，原始印度—赫梯语中的五个元音（a，e，i，o，u）在印度—伊朗语中简化为三个元音（a，i，u），是与使用三个元音体系的闪米特语族群接触的结果，这似乎有道理。切梅林伊强调，这个基础的借用显示，这种接触非常密切。

原始希腊人和弗里吉亚人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和公元前2千纪早期，携带着库尔干文化，迁居到整个巴尔干半岛。这些希腊人在克里特岛和东爱琴海做了短暂停留，印度—赫梯语在那里存在了几个世纪。弗里吉亚人继续迁徙到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原始亚美尼亚人似乎在乌加里特统治者驱赶下，在公元前7千纪从弗里吉亚到达他们后来的家乡。原始印度—赫梯语言使用者远离安纳托利亚人，生活在大草原的第二故乡，彼此之间的联系相对密切。这种模式可以解释横切入印欧语言中的同言线的复杂性。

特别是，它可以解决诸如被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视为波罗的—斯拉夫—印度语同言线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些语言属于完全不同的分支。这个模式同时也将印欧语言的多样性与库尔干文化的考古证据联系起来。

印度—赫梯语在东欧的传播可能是从安纳托利亚开始，明显遵循着语言伴随着农业的传入而扩散这个共同模式。另一方面，印欧语言的扩散在狭义上是从黑海北部大草原开始，似乎是后期征服、移民和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些可能与马的驯养、手推车以及后来双轮战车的产生都有联系。这表明这种广泛的发展不能用一种原因解释，学者们应该始终警惕类似的变化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变化过程导致的结果。

语言借用表明印欧语系起源于安纳托利亚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强调他们的原始家园在安纳托利亚的观点，列举了原始印度—赫梯语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及附近地区的语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关于语音学的观点将在第5章讨论。在本章，我们看一下他们认为从其他语言或者语言家族进入传统的原始印欧语的外来词。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发现一个外来词，从哈梯语-prass-变成赫梯语的parana（豹）。他们指出在加泰土丘和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对于豹的崇拜相当重视。

这种语言说明不是简单易懂的，如同parana可能与印欧语言词根√prs、√prd、√prq及亚欧语言词根√prq有联系，它们的意思都是撕、抓。

加姆克列利茨和伊万诺夫提出从原始印度—赫梯语进入哈梯语言的外来词一些更清楚的例子：原始印度—赫梯语词根√wer（水）和√ai（给予、拿走）出现在哈梯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