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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达沃斯的胜利当约翰·佩里·巴洛通过电子邮件向全网发送他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时，他正身处达沃斯。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巴洛此时正同时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建立电子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世界经济论坛成立于年，由一位曾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德国学者克劳斯·施瓦布创立，他认为定期召开国际商业领袖会议可以实现他的愿景，即让“企业与政府和民间团体一起成为全球社会的利益相关者”。[1]达沃斯论坛被描述为一个“名流云集的天堂”，参与者不仅有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精英的政治家，还有“各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工业领袖、对冲基金巨头、悲观主义的预测者、天体物理学家、僧侣、犹太教士、科技奇才、博物馆馆长、大学校长、金融博客作者和德行高尚的继承人”。在他们眼中，“达沃斯就像国会、工厂、摩门教徒神龛、波希米亚丛林，是‘世界上最好的晚宴’，这个论坛可以囊括任何系统，包括金融系统、脸书、火人节、训练营、高校、洛杉矶和夸格市。达沃斯是一颗洋葱、一个千层蛋糕、一组俄罗斯套娃”。多亏了施瓦布，达沃斯现在真的配得上托马斯·曼曾经给这座高耸的山取的名字“魔山”（其代表作《魔山》），神奇的山。而多亏了达沃斯，施瓦布现在才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在基辛格之后）他是“地球上与所有人联系最紧密（或许也是最好联系）的人”。[2]那些嘲笑世界经济论坛的人低估了网络的力量。在达沃斯论坛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演讲比年1月的那场演讲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演讲者是一名在地球的另一端新近获释的政治犯。施瓦布和与会者都在认真地倾听着他的演讲，并表示赞许。演讲者说，我们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共同发起一场全球攻势，促进发展、繁荣和人类生存。这位演讲者认为，“我们有必要从北方向南方大规模转移资源”，但这不是慈善行为，也不是劫富济贫。然后，他列举了他的国家应该采取的四个步骤：应对解决……债务问题、较贫穷国家出口的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制成品如何进入市场的问题。确保（我们）经济的增长……这需要在资本形成或固定投资方面取得快速和持续的增长，利用国内和外部资源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建立一个公共部门，可能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为在座的南非和国际投资者提供非常好的前景。[3]这位演讲者是纳尔逊·曼德拉（见图48.1）。他所说的这些要点非常清楚，却又令人惊讶：为了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他即将接管的国家，这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人物将放弃年《自由宪章》中的一项关键承诺：南非核心产业的国有化。[4]图48.1年1月，纳尔逊·曼德拉与克劳斯·施瓦布在达沃斯会面。曼德拉放弃了非国大的经济国有化计划。尽管曼德拉在年被监禁时是南非共产党的一员，但他不是普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彻底研究所有的革命，包括失败的革命。”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所指的是以色列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和布尔人游击队员德尼斯·赖茨，以及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著作。成立于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派别革命理论来源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而不是列宁。[5]曼德拉在劳宾岛被囚禁的漫长岁月中，他关于哲学的想法发生了许多方面的改变，但他依旧坚持经济制高点应该国有化的想法。年，当英国大使罗宾·伦威克试图说服他放弃国有化时，曼德拉回答，“这是你的主意”——暗指英国工党宪法第四条，承诺该党将致力于实现“对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共同所有权，以及对每个行业或服务的最佳民众管理和控制制度”。[6]但为什么仅仅两年之后，曼德拉就改变了想法？他自己也承认达沃斯之行对他的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回国后会说：‘各位，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要么继续国有化，继续没有任何投资；要么我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得到投资。’”[7]后来他还在年初回忆说，当他“周游世界，听取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如何发展经济的意见”时，他是如何“被自由市场完全地说服”的。[8]然而，对此也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对于像龙尼·卡斯里尔斯这种跟他同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来说，“反对国有化的决定是与白人世界的‘浮士德式交易’，是对南非穷人的出卖”。[9]记者安东尼·蒙泰罗声称曼德拉事实上“在被释放之前与白人政权进行了秘密谈判”，并在早期阶段就同意放弃国有化。[10]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曼德拉（以及后来接替他担任总统的塔博·姆贝基）听取了南非商界领袖，特别是哈里·奥本海姆的意见，白人反种族隔离领袖海伦·苏斯曼给他们牵了线。[11]另一种解释表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导致了其政策的改变：“为了8.5亿美元的贷款……南非致力于财政紧缩、自由化和私有化。”[12]据娜奥米·克莱恩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了，而且被“外国的商学院、投资银行、经济政策智库和世界银行”慢慢灌输了新自由主义思想，更不用说“构成迅速扩张的‘转型’产业的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了。[13]从其他的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都反对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原则。（据说贝克曾对曼德拉说：“国有化已经是老一套了。”[14]）曼德拉的达沃斯之行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年2月，曼德拉获释。这之后不到六个月，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已经合法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斗争至此中止。然而，到年年底，南非距离民主选举政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产生民主宪法的多党谈判进程直到年才开始，直到年4月才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许多研究者仍然认为，相较于内战，自由选举更有可能是种族隔离结束的结果。然而，并不是哪位西方政客或富豪说服曼德拉改变了他对国有化的立场。用之后的劳工部长蒂托·姆博韦尼（他是曼德拉达沃斯之行的陪同之一）的话说，事实上说服曼德拉的是中国和越南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代表。他们告诉曼德拉：“我们目前正努力将国有企业多样化，并邀请私营企业进入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是共产党政府，你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为什么还困于国有化呢？”[15]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同时，另一位达沃斯代表，荷兰工业部长也建议他减少国家所有权，在被讲荷兰语的南非白人俘虏了将近30年之后[16]，为什么曼德拉还会听取他的建议呢？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所属的网络是20世纪最成功的网络之一：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网络。达沃斯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克劳斯·施瓦布将这个古老的网络与新资本主义国际网络整合在了一起，这同时也是中国和越南政府接受市场经济改革的结果。49英格兰银行的崩溃渲染共产主义的崩溃、社会主义的衰落和全球化的兴起是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多边机构反对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邪恶阴谋之一。它们的渲染其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全球金融网络中，“休克主义”就代表着最强的政治连贯性。如果有钱赚的话，它可能会将其投机活动引向英国保守党政府和南非社会主义革命者。没有什么比纳尔逊·曼德拉在达沃斯放弃国有化仅仅八个月后伦敦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这一点了。那一年，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没有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直到年，他才开始定期出席。这位自称“投机者”的人当时虽然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并不出名。然而，年9月，索罗斯以“破坏英格兰银行的人”一举成名——与之同时崩溃的，还有欧洲汇率机制（ERM）。[1]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扩大和一体化，不仅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风险。放松管制（特别是废除外汇和资本管制）和计算机化（特别是创建更快的跨国信息和事务流）的结合意味着任何基于等级控制的政治企业都是脆弱的。泛欧一体的思想，就像工人阶级的普遍友爱思想一样，起源于19世纪。然而，有了20世纪中期的惨痛经历后，它从乌托邦式的梦想演变成了一个实际的经济一体化计划。[2]它始于一个“共同体”的建立，该组织的目的是监管六个欧洲国家的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定价：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年的《罗马条约》明确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它主张降低关税，并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关税同盟。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前，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在快速增长，此后也持续增长——世界贸易也是如此。然而，在其他方面，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在农业方面，在共同农业政策取代国家补贴之前，国家补贴的存在可能会阻碍综合市场的发展。在制造业，各国政府继续通过补贴政治敏感部门或设置非关税壁垒抵制泛欧竞争。在服务业，这种做法不太常见，然而这是因为相对货物而言，服务不容易实现跨国交易。但金融服务是个例外，20世纪60年代，该行业以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整合在一起，方式则是向相对富裕的投资者出售公司和公共部门的债券。[3]所谓的“欧洲债券”市场的崛起是金融全球化的一个早期举措。[4]但是欧洲债券的诞生也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尽管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他们还是被描绘成欧盟形成时期的“圣人”或“开国元勋”。[5]欧洲债券实际上是私营部门在英国宽松的货币当局的协助下进行创新的自发结果。短短几年，这个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欧洲资本市场，建立了全新的跨国机构联系和网络，网络的主体是银行家而不是政治家。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获取利润。然而，欧洲债券市场的设计师不仅把它视为一种赚钱的方式，也把它当作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可以成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强有力理由。但法国人担心，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他们最终将不得不支撑英镑，因为有人预计，如果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话，该国已经疲软的国际收支状况会更加恶化——这也是戴高乐总统在年和年否决英国加入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债券市场的先驱们对此反驳，如果伦敦重新确立了自己作为欧洲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并且是除英镑以外的货币交易，法国就不能这样无限期地排斥英国。[6]而英国刚成功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债券市场的主要设计师——西格蒙德·沃伯格等银行家就开始讨论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首先是根据一众不同的国家货币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位（他建议称其为“欧元”）。[7]英国战后的经济发展不时受到持续出现的英镑危机的影响。那些为了贸易和金融服务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认为，各国货币之间持续不断的再匹配和调整已经不仅仅是带来诸多不便这么简单了。汇率的波动似乎只是欧洲统一道路上的又一个障碍。欧洲货币联盟的想法本身就是荷兰、法国和德国思想家组成的网络的产物。[8]然而，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网络（学术经济学家和官僚组成的）可以设计出这样一个高度等级化的项目，比如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创建一个单一的中央银行。对此有一个重要的解释是：法国统治精英的组织结构特别紧密，几乎所有人都在精英学校（主要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接受培训，并受雇于大机构（财务督察总局、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法国审计法院、法国矿业团）。那些选择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仍然紧密联系在一个以友谊、通婚为基础的俱乐部网络中，这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大教堂和共济会会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1/3到一半的政府部长，无论党派归属如何，都是“这个世纪”组织的成员，在爱德华·巴拉迪尔政府（—年）中，这一比例达到了72%的峰值。公务员担任私营部门职位有个专门的词语，叫作pantouflage，它能确保公务员在银行和工业之间的“旋转门”中自由进出。反过来，排名前40的公司通过紧密相连的董事会制度联系在一起，大部分董事都在不止一个董事会任职。[9]对于这些精英校友，单一欧洲货币的想法是不可抗拒的，尤其他们认为建立欧洲中央银行是从制度上遏制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主导地位的一种方式。这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背后的基本原理。从德国的角度来看，货币联盟是法国接受德国统一必须付出的代价：正如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反复强调的那样，这证明德国领导人现在把欧洲放在第一位，把德国放在第二位。当然，英国也有统治精英，历史学家泰勒给他们取了一个轻蔑的名字——“当权派”。20世纪60年代，记者亨利·费尔利和安东尼·桑普森让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尽管英国统治阶层被旧的学校纽带和牛津剑桥的联盟捆绑在一起，但比起法国统治阶层，他们的差异要大得多。没有什么比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政府更能说明这一点了：不仅首相是林肯郡的一名女性（尽管她拥有牛津学位），而且她的内阁中有足够多的犹太背景的部长，足以引发关于“老爱沙尼亚人”的笑话。对西格蒙·沃伯格来说，他的商业银行S.G.华宝是那些最精明的撒切尔主义者的温床，正如他在年说的，“没有政治联盟，经济和货币联盟是无法想象的。我想到了俾斯麦总在谈论的‘政治至上主义’[10]，这在今天仍和他那个时代一样正确”。[11]保守党是在20世纪80年代使伦敦城自由化并使英国资本主义复兴的。保守党人赞成欧洲的商业一体化——事实上，他们一手设计了年贸易自由化的单一欧洲法案。然而，他们在支持货币联盟方面一直各持己见。即使是作为过渡，统一欧洲汇率机制，也与撒切尔的格言“政府不能逆市场而动”背道而驰。[12]除了这些经济上的反对意见，还有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工党和保守党政客都不想加入一个要求他们将宏观经济政策置于德国中央银行之下的体系。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撒切尔搬进唐宁街10号之前已经结束了34年，但“战争”的记忆挥之不去。年7月，保守党大臣尼古拉斯·里德利被迫辞职，原因是他公开说出了许多人私下的想法：货币联盟项目是“一个德国旨在接管整个欧洲的骗局”。这句话来自《观察者》杂志对他的采访，这句话出现在一幅漫画中，里德利给科尔的画像画上了希特勒式的小胡子。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格兰银行行长和英国工业联合会（CBI）都敦促英国支持统一欧洲汇率。但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在“跟踪”德国马克，暗中追求另一个汇率目标。年6月，当劳森和撒切尔的外交大臣贺维都威胁说如果英国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他们就辞职，撒切尔最终同意了这一协定，尽管她将具体的行动推迟到了年10月。欧洲汇率机制的倡导者此时非常冒进，以免撒切尔改变主意，以至没有认真考虑英国加入该协定之后中央汇率会如何变化。一些“欧元怀疑论者”认为这个汇率被高估了（2.95德国马克兑1英镑）。年11月28日，在亲欧洲的保守党人发动了一场政变后，撒切尔被自己的财相约翰·梅杰取代。梅杰和他的支持者低估了欧洲同行推进货币联盟（实际上是政治联盟）的决心。他们此时提议起草和签署一项新的基本条约，将该实体更名为“欧洲联盟”。英国前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后来带着明显的恐惧感回忆道，“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期间，我第一次看到欧洲政治家公开而热情地为建立一个欧洲统一国家而争论。”[13]梅杰对此并不感冒，他后来写道：“我不想看到统一的货币，我也不喜欢货币联盟的政治含义。”[14]但最终，梅杰还是决定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否则他不仅会与欧洲大陆隔离，还会疏远自己保守党内亲欧洲的势力。但是为了安抚欧元怀疑论者，他将坚持让英国退出单一货币的协议和其他的集体协议。[15]这一举动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年4月，梅杰不得不面对下一次大选。而其他前往马斯特里赫特的谈判者虽然表示理解，但当梅杰和拉蒙特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提出一份完整、详细而又精确的文件时，他们仍然感到不安。该文件详细说明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不适用于英国的所有条款，并拒绝做出任何其他解释。[16]拉蒙特和梅杰坚持拒绝谈判：要么其他国家主动接受英国退出，要么英国放弃签署这一条约。这种韧性在国内受到了好评。《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是：“保守党议员为梅杰在马斯特里赫特的成功欢呼。”[17]随后，他们于年2月7日签署了被修改过的新条约。法国人在得到了单一货币的承诺之后，英国是不是他们的成员已经不重要了（没有丹麦也一样，丹麦也选择了退出），只要扩大后的新德国被牢牢束缚住就可以了。两个月之后，梅杰在英国选举中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这是大众都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因此，欧洲汇率机制只是自由浮动汇率和单一货币之间的过渡，7年后，当单一货币实行时，并非所有参与国都实施了这项举措。同时，有12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有责任将各自的货币保持在商定的交易区间内。然而，到年8月，一些欧洲汇率机制体系的成员国出现了困境，这也让人们对单一货币的举措产生了怀疑。这时，德国统一的经济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为了给民主德国一次性提供统一所带来的好处，他们的“民主德国马克”以1∶1的比例被转换成更贵的联邦德国马克。其结果是民主德国的购买力和货币供应量一下子增加了，同时大多数民主德国的工业却毫无竞争力。[18]必须在民主德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其工业基础设施达到西方标准，并支付大量失业救济金和其他从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的运输费用。其结果是投资和政府支出激增，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借款。这反过来又推高了德国的物价和工资。德国通货膨胀的威胁大大缓解了德国央行在国内和欧洲角色之间的冲突。其法定责任角色是德国马克购买力的保护者，另一个角色则是欧洲汇率机制事实上的支柱。德国央行在法律上有义务抵消德国的通货膨胀，为了应对两德统一热潮，它提高了借给德国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从统一前2.5%的最低点开始，贴现率逐步上升到年8月8.75%的峰值。德国央行显然不太关心自己的第二个角色——欧洲汇率机制的支柱。这对体系内其他成员来说是个坏消息。到年，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取消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所有限制。除非它们也提高利率，否则移动资本将会转移到德国寻求更高的回报。问题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扩张速度不及德国。相反，它们的经济发展正在放缓，失业率也在上升。事实上，英国在年经历了经济衰退。年6月2日，危机的催化剂出现了：当时丹麦选民在全民投票中出人意料地拒绝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7月1日，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宣布法国将于9月20日举行全民投票。[20]如果法国也拒绝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新条约将会失效。[21]法国的民意调查也表明，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22]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对英国来说是个坏消息。约翰·梅杰可以选择退出单一货币，但他在马斯特里赫特投资了大量政治资本。此外，当英国选择加入欧洲汇率机制时，他曾是财政大臣。他最不想让人怀疑他能否兑现对汇率稳定的承诺。他和拉蒙特都发表了演讲，否认货币贬值的任何可能。[23]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在法兰克福的立场几乎没有得到支持。年夏天，德国央行官员曾四次对记者表示，欧洲汇率机制中的其他国家的货币正面临着贬值。[24]6月10日，德国央行行长赫尔穆特·施莱辛格接受了采访，他公开谈到在最终转向货币联盟之前，欧洲汇率机制的货币可能会重新调整。[25]梅杰和拉蒙特向科尔总理提出抗议，但终究无济于事。[26]7月16日，在唐宁街10号的夏季招待会上，以及后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主办的晚宴上，梅杰以“一厢情愿和虚张声势”的样子宣称，“英镑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将会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货币之一——或许比德国马克还要强势”。[27]然而第二天，德国央行提高了贴现率——这是抑制德国通货膨胀的合法步骤，但与此同时（正如拉蒙特所说，“难以置信的是”）德国央行发言人还表示，“市场的力量最终可能迫使弱势货币贬值”。[28]8月26日，拉蒙特在白厅财政部大楼的台阶上发表演讲，承诺政府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汇率维持在2.∶1，并保持在欧洲汇率机制的标准之上，试图消除大众对英镑的任何疑虑。[29]当天下午，负责货币市场的英格兰银行董事伊恩·普伦德莱恩邀请四大商业街银行的高级官员到针线街，并在此提出了一项通过借入超过72.5亿英镑的外币（主要是德国马克）来提振英镑的计划（这项计划在8天后公开发表）。[30]同一天晚些时候，拉蒙特就得知德国央行董事会的一名成员认为“欧洲汇率机制的内部有重新调整的潜力”，这使他感到不安。[31]四天后，路透社就提前收到了德国央行一名官员的讲话稿，其中称欧洲汇率机制的系统调整因“声望原因”已被压制多年，这意味着这项举动不能再推迟太久。[32]对于还浸染在20世纪40年代民间记忆中的英国政治家来说，敌人是谁显而易见：德国人。[33]9月的第一周，拉蒙特在巴斯主办了一次欧洲财政部长会议。或许英国想在标准地理位置中心的支撑之下给施莱辛格施加最大的压力。施莱辛格对拉蒙特的“抱怨”非常愤怒，他甚至以退席为要挟，这使得德国财政部长西奥·魏格尔不得不强制他留下。[34]“在德国央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你现在这样对我们施加压力。”施莱辛格一度抱怨道。[35]（“嗯……”拉蒙特对此讽刺道，“也许是因为他活得还不够久。”[36]）会议结束后，当部长们正要离开时，作为报复，施莱辛格向拉蒙特的妻子出示了一个装有30德国马克的公文包。（“我不得不承认，”拉蒙特后来回忆道，“那关于30马克的刻薄话在我脑海中一直回荡着。”[37]）接下来的一周，两人在言语上的相互攻击一直持续着，施莱辛格断然驳斥了拉蒙特关于德国即将降息的说法。[38]9月15日，这位德国央行行长接受了德国金融报纸《商务日报》的采访，他说，就算德国将利率下调，也不排除在法国公投之前，会有一两种货币仍面临着压力。[39]该评论仅作为间接的言论发表，因为施莱辛格坚持要引用原文，随后，该评论很快被发布到互联网上。梅杰读到之后，坚持要把施莱辛格从餐桌上叫出来否认这份报告，但唯一的结果是德国央行正式声明该文章未经“授权”。[40]然而，在指责德国人的同时，拉蒙特也找错了敌人。9月10日，德国人事实上已经接受了在欧洲汇率机制内进行全面调整的必要性，同时德国也降低了利率。但是这个信息没有传达到英国政府，主要是因为法国财政部长让·克劳德·特里谢一直坚持在马斯特里赫特举行法国全民公投之前避免这种全面调整。对于众多让英镑和意大利里拉一起进行贬值的提议，梅杰都断然拒绝了，尽管意大利里拉单独贬值只会增加对英镑的压力。[41]然而，那个夏天感受到压力的不仅仅是当时欧洲通用的货币。9月8日，芬兰货币开始浮动，随即下跌了14%。第二天，瑞典央行将隔夜利率提高至75%，以防止货币贬值。后来，甚至将利率提高到%，但最终放弃了。[42]由于当时美国短期利率也处于3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元也与高收益的德国马克挂钩。但是，这位对形势发表评论的白宫高级官员比他的唐宁街同僚更接近事实，“我们正处于一个绝望的境地，”他说，“我们正任由市场摆布。”[43]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施莱辛格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英格兰银行的一名官员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就好像一场雪崩正向我们袭来。”[44]危机过后，英国媒体发出了一种声音，认为是乔治·索罗斯一个人击垮了英格兰银行。但是，梅杰和拉蒙特将其归咎于赫尔穆特·施莱辛格。[45]他们忽略了一点，金融危机不是由个人造成的。它们是（就像索罗斯理解的那样）由一群人引起的。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是纳粹主义的难民，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他通过投入巨额资金来获取相应的回报，他将量子基金和其他相关基金的规模从年的万美元增至年的50亿美元。索罗斯深知，如果成员国的经济持续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固定的汇率制度将面临压力。但他也知道，如果他的量子基金和其他相关对冲基金对一种货币的押注足够大，无论经济“基本面”如何，都可能导致这种货币走软。索罗斯自豪地以非正统的方式对待经济学，他认为“自反性”在金融市场中起着核心作用。正如他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中所说，“自反性实际上是一种双向反馈机制，现实有助于塑造参与者的思维，参与者的思维有助于塑造现实”。[46]关键是索罗斯一个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趋势的追随者，但一直以来，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一群人中的一员，但我在寻找拐点……大多数时候，这种趋势是盛行的；只是偶尔需要对错误进行纠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应该逆潮流而动，走在潮流的前头。”[47]正如我们所见，年，量子基金管理的资产约为50亿美元；英格兰银行的国际储备为亿美元，几乎是前者的九倍，而对于选择干预英国的欧洲汇率机制的成员国，这些储备也可以转换为其国内中央银行的储备。如果索罗斯单枪匹马地接管英格兰银行，他一定会输掉这些储备。而另一方面，美联储估计，世界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额从年的亿美元增加到年的亿美元。[48]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与投机者的火力相比，英国财政部看似充裕的储备简直不值一提。”[49]因此，索罗斯交易的关键是让足够多的投资者进行他所期望的那一笔交易。这并不难，因为索罗斯已经是志同道合的投资者网络的一部分。事实上，正是信孚银行的罗伯特·约翰逊帮助索罗斯和他的合作伙伴斯坦·德鲁肯米勒设计了这笔交易。[50]正如约翰逊解释的那样，关键是要使欧洲统一货币的浮动保持在相对狭窄的区间内：不管发生什么，这些货币的价值不可能对马克升值太多，因此，如果投机者卖空英镑[51]并亏损，他们也不会损失太多。如果他们下注并赢了，他们将会获得很大收益：约翰逊估计英镑贬值幅度可能高达20%。[52]这是他们进行最大投入的理由之一。德鲁肯米勒是被说服的人之一，他显然坚信英镑一定会贬值，但对出多少赌资犹豫不决。“好吧，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这项投资……”索罗斯冷笑着说。他告诉德鲁肯米勒“要敢于冒险”——尽可能多地借入资金做空英镑。[53]毕竟，正如索罗斯所说：“风险—回报关系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还有什么理由退缩呢？”[54]他和德鲁肯米勒开始越来越兴奋地大量借贷英镑，以押下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赌注。但关键是，正如约翰逊回忆的那样，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下注者：“我从那里出来时，丝毫没有怀疑我们都会去追逐这个利润，而且我知道银行里和我们的对手中会有许多人模仿我们的行为。”[55]9月16日，在施莱辛格“未经授权”的言论公开一周之后，英镑的卖空行为升级了。拉蒙特此时正焦急地等待着与首相通话，他哀叹道：“我们每隔几分钟就会损失数亿美元。”英格兰银行试图阻止资金外流，但这只是一场徒劳。[56]上午11点，它宣布最低贷款利率将提高到12%。三个多小时后，利率提高到15%，但从第二天开始生效。这种绝望之下的举措只会更加刺激索罗斯继续行动。[57]当拉蒙特宣布他将再借亿美元来捍卫英镑时，索罗斯感到“非常有趣，因为那刚好是我们想要卖出的数字”。[58]然而，他最终没能达到那个数字。在市场关闭时，他的储备刚达到约亿美元。那天晚上，当剧院的观众们（本书作者也在其中）在英国国家歌剧院欣赏威尔第的《命运的力量》时，拉蒙特在财政部的中央庭院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宣布英国将“暂停”参与欧洲汇率机制。[59]尽管里拉早些时候在该机制中已经进行了官方贬值，但它在同一天也退出了。[60]阴谋论者常称乔治·索罗斯是一个强大网络的中心枢纽。有一个令人窒息的描述，说他是“一个庞大而肮脏的私人金融利益秘密网络的见光面，该网络由欧洲主要贵族和王室家族控制，集中在英属温莎王朝中……并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的废墟之上。”据称，这个网络从英国女王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延伸到“那些被起诉的金属和大宗商品投机者——来自瑞士楚格和特拉维夫的逃亡的亿万富翁马克·里奇、秘密的以色列军火和商品交易商艾森伯格，以及‘肮脏的拉菲’埃坦”。[61]但其实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索罗斯在采访中提到了一个真正的网络——更大、更复杂的经济网络，这是一个对冲基金的网络，它寻求的目标是以类似的方式赚钱。[62]正如德鲁肯米勒回忆的那样，“我们像劲量兔一样不断前进，追求这一目标……所以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问他的经销商‘到底怎么回事？’我知道人们会说，这就是量子基金”。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跟路易斯·培根交易时）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通过电话分享信息。从事该行业的其他对冲基金经理还包括卡克斯顿的布鲁斯·科夫纳和保罗·都铎·琼斯。因为有电话，所以他们之间不需要有什么心灵感应。向对冲基金贷款的银行也在努力扩大英镑卖空的规模。[63]邓肯·巴尔斯堡在伦敦经营摩根士丹利的固定收益交易部门。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索罗斯的资助请求意味着他是“被招来帮助策划一次袭击——对象是针线街的‘老妇人’，也就是英格兰银行”。索罗斯几乎将所有他持有的欧洲债券都作为他借入的现金的抵押品，以便在现货市场卖空英镑。用巴尔斯堡的话说，“除了资助索罗斯，我们还跟着他一起做了抵押”。他回忆道，量子基金的英镑销售背后有“骑兵团”（而且通常是先头部队），比如都铎、培根和科夫纳等对冲基金，更不用说众多的杠杆银行了……都把钱砸向了英镑。[64]紧随对冲基金的其他银行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美国纽约化学银行、信孚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芝加哥第一银行和美国银行。[65]英格兰银行这位“老妇人”简直对这场“金融轮奸”无力招架。英国在“黑色星期三”投降后，英镑大幅贬值15%，这让索罗斯赚了一大笔钱。[66]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阿纳托尔·卡列茨基的采访时，他带着一点儿尴尬的畏缩，又用无法掩饰的恶作剧式的自满承认，他的四只基金通过做空英镑赚了大约10亿美元；他还从利率期货和做空意大利里拉等各种辅助头寸中获利10亿美元。[67]后来，索罗斯声称，英镑的消亡“或多或少会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即使不是由我来做”。[68]没错，在英国外汇储备的全部损失中（亿美元），理论上，他可能要为其中的亿美元承担责任。[69]但现实是，打破汇率是索罗斯网络的集体努力。正如索罗斯对卡列茨基说的，他是“市场上最大的单一因素”，但他不是整个市场。他引领了这一趋势。[70]但即使没有他，这一切也很容易发生，“因为如果我没有采取这一立场，其他人就会采取相似的立场”。[71]如果说索罗斯的网络赢了。那么谁输了？年，据英国财政部估计，黑色星期三的成本为34亿英镑，尽管八年后这个数字被下调至33亿英镑。英格兰银行在8月和9月的交易损失估计为8亿英镑，但是对于纳税人来说，主要损失是货币贬值本可以让他们获利。[72]更为持久的是对银行声誉的损害，即使它只是美国记者汤姆·弗里德曼口中被称为“电子游牧族”的最新等级组织。另一方面，打破与德国马克的挂钩也给英国经济松了绑。短期利率迅速降低，到年1月，利率降到6%以下，这对一个高度依赖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可喜的喘息之机。随后，英国的经济复苏了。[73]这说明，这场灾难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政府一开始就纠结于是否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又在年夏天坚定地宣布将一直捍卫英镑的地位，却最终于9月16日悲惨地投降了——所有这些都对保守党经济能力方面的声誉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74]主要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地位从未恢复，年5月1日，尽管经历了四年的强劲增长，保守党却在面对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复兴工党时一败涂地，布莱尔以纳尔逊·曼德拉为榜样，放弃了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为核心政策的目标。关于欧洲一体化计划，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从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中推断，货币联盟的发展将会导致经济灾难，甚至欧洲冲突。但乔治·索罗斯的想法刚好相反，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完全取消汇率制度，只有一种欧元，就像在美国一样。这将让像我这样的投机者破产，但我很乐意做出这种牺牲……我预计东欧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动荡时期，这种门外的动荡将会为欧盟创造动力。东方的民族主义现在如此强大，以至只有团结的欧洲才能与之抗衡。除非欧洲团结一致，否则战争将吞没苏联的大部分地区。而当被问及德国人对德国马克的坚持时，他回答道：“如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被批准，也许我会和德国央行赌这一把。”[75]《经济学人》还得出结论，欧洲汇率机制对于货币联盟的态度是支持的而不是反对的。[76]因此，年危机的胜利者从这场危机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欧洲大陆的领导人确实会毫不留情地推进货币联盟，因此到年年初，欧元（一种由真正的联邦欧洲中央银行管理的单一欧洲货币）已经成为现实。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展示了他们对等级结构力量的坚不可摧的信念，即使是在网络呈指数增长的时代。年，乔治·索罗斯拥有了一片丛林，但是这片丛林却被政治家占领了。年之后的几年里，唯一会改变的是：这片丛林将会变得更大、更密集，并且渐渐将陈旧的金字塔建造者排除在外。Part08巴别塔图书馆年9月11日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巴别塔图书馆》好像变成了现实。在这本书中，作者想象了一个图书馆，里面不仅收藏了所有曾经写就的书，还有所有可能会被写出来的书。在掌握了无穷无尽的信息之后，人们的状态会逐渐从兴奋转向疯狂。一些人沉迷于“禁欲式的清理狂潮”，以“消除无用的作品”，这导致“数百万本书的无谓毁灭”。其他人则疯狂地寻找一本书，据说它是“所有其他书的公式和完美纲要”——或者他们会寻找读过这本书的图书管理员，并将他类比成“上帝”。在这座图书馆的一些地方，人们“匍匐在书前，野蛮地亲吻他们的书页，但他们却连一个字母都读不懂”。在其他地方，“流行病、异端冲突、盗匪的游猎活动使人民大量死亡”。[1]21世纪的世界似乎就是博尔赫斯所描述的这一景象的大规模实现。21世纪的头几年，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是一群恐怖分子对美国金融和交通网络发起的攻击，他们被认为是一个反社会网络。尽管以基地组织的名义行事，“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者与更广泛的伊斯兰政治网络联系很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够逃脱侦查。年9月11日，五角大楼袭击者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邪恶的天才计划。本质上，他们瞄准了美国日益网络化的社会主要枢纽，利用安全漏洞将原始武器（开箱子的工具刀）私藏到飞往纽约和华盛顿的四架客机上，纽约和华盛顿分别是美国金融和政治系统的中心节点。通过劫持飞机、接管控制权，然后直接抢夺飞机的驾驶权并撞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由此基地组织成员实现了恐怖主义历史上最大的阴谋。他们不仅在美国制造了持续数月的恐怖气氛，更重要的是，他们促使乔治·布什总统的政府做出了不对称的回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对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没有被削弱。航空运输和金融系统似乎都是此类攻击的完美目标。而最近，两个系统都变得更加复杂了。直到年，左派和宗教激进主义者普遍认为全球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新化身。[2]攻击者有充分的理由构建这样的愿景：通过破坏这些重要的节点，同时引发公众恐慌，从而制造一连串的混乱，并蔓延至其他网络。[3]而且，攻击者自身也形成了一个网络。袭击发生后，克利夫兰的一位名叫弗拉迪斯·克雷布斯的咨询师利用名为“流入”（Inflow）的软件对该网络进行分析，表明穆罕默德·阿塔是9·11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见插图24）。19名劫机者中的16名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15名其他联系人都与阿塔产生了联系。在网络中的所有人当中，阿塔具有最高的中介中心性，最具活跃性（他联系别人的次数最多）和紧密度最高（他能够直接和别人联系而不需要中间人）。而美国77号航班的劫机者之一纳瓦夫·阿尔哈兹米在中介中心性方面仅次于阿塔，这表明他可能是这次行动的策划者之一。如果阿塔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被逮捕，马尔万·阿尔·谢赫拉维能轻易地接替他的领导角色。[4]然而，根据克雷布斯的研究，9·11网络的显著特点是它与更广泛的世界缺乏社会联系。这实际上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其中许多人在阿富汗受过训练，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正常社交网络所具有的那种弱联系。此外，这些阴谋者到达美国后，彼此也没有多少关系：他们的网络很稀疏，通信保持在最低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确实是一个反社会网络——人们几乎看不见它，因为隐蔽网络要想避免被发现，就必须如此。[5]对克雷布斯来说，事情发生之后，这一切都明了了。然而，这种网络可以提前被发现吗？克雷布斯写道：“要赢得这场反恐斗争，好人似乎必须建立一个比坏人更好的信息和知识共享网络。”[6]这样的网络应该在年就存在——其形式是一个名为“潜在危险”的陆军项目，该项目试图通过“识别大量数据中的联系和模式”来描绘基地组织的地图。问题出在了“凯文·培根假设”上——事实上，现在美国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到6度了，这样，被确认为潜在恐怖分子的人数就算没有数百万，也达到数十万。[7]“潜在危险”下的网络图有20英尺[8]长，因为字太小几乎完全看不清。[9]克雷布斯于是得出结论，在反恐战争中，人类情报是无可替代的；另一种可能是淹没在大数据中。[10]9·11恐怖袭击发生后，随着恐慌慢慢平息，一些网络专家开始认为基地组织实际上是比较弱小的。确切地说，它隐蔽的、反社会的特点意味着它不容易招募和训练新人。[11]因此可以说基地组织的力量部分在于其权力的去中心化[12]，但是如果奥萨马·本·拉登不能下令对美国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袭击，这种网络结构又有什么用呢？[13]如果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巴基斯坦某个地方被孤立，那么要做的就是“擒贼先擒王”。[14]一些学者将此与秘密犯罪网络相提并论，例如20世纪90年代蒙特利尔的“鱼子酱网络”——一个大麻和可卡因走私团伙。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了，这种犯罪网络与恐怖网络相比更加集中。[15]而两者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犯罪团伙没有像基地组织成员那样被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9·11恐怖活动的袭击者没有明显与更广泛的萨拉菲网络（见图50.1）相连，但他们在意识上都从属于它，并愿意为这个宗教信仰而死。图50.1全球萨拉菲网络的一个粗略草图，约年。换句话说，他们都属于一个更大的圣战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基地”组织只是一个联系非常薄弱的组成部分。这个更广泛的网络由作为圣战者的人组成，他们在苏阿战争中相遇并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了伊斯兰祈祷团的东南亚成员和中东阿拉伯社区的支持者。[16]西方领导人的困惑在于，他们的“反恐战争”只狭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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