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作者:[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译者:童欣导言本书要讨论的是近年来欧盟、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大西洋两岸的整个西方世界所陷入的危机状态。因此，我把它看作年初出版的拙作《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GeschichtedesWestens）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当前时代》的接续，那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年底苏联解体到年导致后冷战秩序崩溃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间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发生的事情。当我于年10月开始新书的写作时，似乎距离本书重点讨论的一些事件多少还有些遥远，这包括年6月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同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和年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在年秋季就已经显露无遗的是欧盟的危机状态，更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好几个单独的危机构成的，其中包括诞生于年初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VertragvonMaastricht）的欧盟机构如今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和信任危机，欧元区危机（其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成员国没有共同的预算体系），以及欧盟与某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危机——有些国家自称“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并因此而不认同包括年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在内的欧盟基本价值观。年秋天，由于难民危机以及德国这个联盟中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因其应对此危机的政策而遭到的孤立，欧盟内部离心力量也在加剧。难民危机也是导致“英国脱欧”的因素之一，这一点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而且它也同样导致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内部民族主义兼民粹主义势力的增强。早在年之前，国际社会就曾热烈地讨论过是否存在一个“新的德国问题”，年德国重新统一之后真的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百年难题了吗？而年发生的这些事，又重新让关于德国的自我定位和德国在欧洲的角色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而且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场辩论将很快结束。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表明，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是欧洲同时也是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这场大选揭示出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其部分原因要去久远的历史中寻找线索。一些原因是美国历史的特殊性，另外一些则是欧洲国家通过自身的经历就可以理解的。对“精英”、“建制派”和“政界”的不信任，是大西洋两岸都存在的一种现象。民粹主义运动所动摇的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西方世界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奉行激进民族主义的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一事，标志着美欧关系出现了一道自年以来的最深的裂痕。到目前为止，当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争论某些根本性问题时，可以认为他们的争论是对那些共同价值理念的不同阐释。今后还是不是这样，就不好说了。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到现在都并不怎么珍视那些美国赖以建国的价值理念，比如不可剥夺的人权、法治、拥有“制衡”（checksandbalances）机制的分权体制和代议制民主。他的政策甚至动摇了西方价值规范——这一规范形成于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两次大革命，即年的美国革命和年的法国大革命，自那之后它就成为西方民主政体必须参照的准绳。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世界是否会分裂？就在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旧大陆”上正在讨论欧盟是否能避免解体，在重大问题上是否还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很显然，欧盟既无法在政治上也无法在军事上取代美国。不过，若是齐心协力，欧洲民主国家却可能在特朗普当政的年代为西方的价值留下火种。若是它们有此担当，它们就不会孤单。世界上一切从西方民主制度的原则中汲取力量的人都会是它们的盟友，而这样的人在美国尤为众多。第1章欧洲的价值抑或西方的价值？“欧洲价值”或“欧洲的价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即使在日常对话中我们也常喜欢谈起。可事实上，这个概念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从未建立起一个价值共同体。此外，这里还有另一个与之纠缠不清的概念——“西方的价值”。维也纳历史学家格拉尔德·施图尔茨（GeraldStourzh）的一句话或许能点明二者之间的区别：“欧洲并不等于西方，西方的范围要大过欧洲，欧洲的范围也超越了西方。”西方曾是欧洲的某个部分，这部分欧洲在中世纪（在某些国家还不止这个时段）时视罗马为自己的精神中心——也就是说它们属于西方教会。只有这部分欧洲经历过前现代时期的两种分权形式：它初步地分开了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GeistlicherundweltlicherGewalt），也分开了君王权力与其他各阶层的权力（st?ndischerGewalt）。围绕着属灵与世俗权力的划分产生的，是11世纪下半叶和12世纪前25年发生的权力争斗——这场冲突的一方是意欲改革的罗马天主教会，另一方是神圣罗马帝国萨利安王朝的皇帝、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表面上，双方争的是究竟谁有权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但实质上双方争的是：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宗教首领与人间帝王之间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年，由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PapstCalixtⅡ）的使节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HeinrichⅤ）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WormserKonkordat）。没有任何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一方面教会从此完全独立于德意志的王权或皇权，另一方面世俗权力也借此宣示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并且有机会在今后的岁月里寻机扩大。在中世纪，君王与各阶层之间分权的标志性日期是年6月15日。这一天，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甸上，因去年在法国布汶战役中惨败而人望尽失的英格兰国王“无地约翰”，被迫承认造反的男爵们在《大宪章》中提出的自由权利，这也就给他自己的王权戴上了枷锁。从此这位国王将受到以下约束：若是没有他的封臣代表整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同意，就不能征税；除非经过同等级之人的合法判决及本地法律允许，任何自由人都不应被捉拿或被剥夺产业。《大宪章》本身并不意味着国王与其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此终结。但百年之后人们可以认定：下层贵族［即“乡绅”（gentry）］和城市市民是这场争斗最大的获益者。人们普遍承认“议会”（Parlament，这个名称可以一直追溯到13世纪中叶）是国家的代表。从15世纪中叶开始，来自各郡的代表和平民组成的下议院与国内贵胄组成的上议院形成了两个界限分明的机构。其实自那时起，下议院所掌握的权力就比上议院大。年在英格兰发生的事件深深影响了今后的世界。这主要是因为，在欧洲，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宪政发展拥有如英格兰一样的高度连续性。然而，并不是只有英吉利海峡西岸的统治者才需要获得本国内部有声望和势力的贵族、乡绅们持续不断的支持，因为君王们的宝座时时都处于其他一些有资格竞争王权和法统之人的觊觎之下。而且，并不是只有英格兰的贵族、乡绅们才会在待价而沽时趁机提出自己的要求：用正式文件来确认他们的权利，并成立相应的机构来确保他们能参与统治。于是，在中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的协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于西方的欧洲各国（europ?ischenOkzident）的土地上。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君王权力与各阶层权力的分离，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从那个结束权力纷争的历史性妥协中释放出的力量，给西方带来了长久的影响。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分离，引发两套大相径庭却又都源自罗马法的司法体系的产生：一套是诞生于年前后，其标志是汇集了教法或教会法的《教会法汇要》（DecretumGratiani）；另一套是几乎同时诞生的新的世俗法律——这些法律依据的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于公元6世纪下令编纂（后又在年前后被重新发现）的《民法大全》（CorpusJuris），它们在中世纪晚期传遍欧洲（准确地说是传遍属于西方的欧洲），并在所到之地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理性化浪潮。司法的系统化首先在教会中发生。如果没有11世纪末从神学中发展出来的“法学”，那么世俗世界的司法系统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如果没有司法的系统化，就不会有现代国家。吊诡的是，第一个显现这一关联的案例，正是由对权力极为渴望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apstGregorⅦ）在年所颁布的《教皇敕令》（DictatusPapae）里创造出的“教会国家”（derKirchenstaat）的概念。他所发起的这场“教皇革命”［博物历史学家欧根·罗森施托克-胡塞（EugenRosenstock-Huessy）之语］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教会中出现的宪法雏形为世俗统治中的宪法雏形树立了范例。伴随着各国内部的现代国家架构发展成形，一个欧洲的多国体系也应运而生。君王与各阶层人士之间的分权正与此相关。就像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Hintze）在年所说的那样，这正是“西方国家的分权宪法中所带有的二元精神”。这种二元性，早在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分离时就存在了。无论是在世俗的领域还是在教会的领域中，凡是执行的权力在一边，而建议、监督、立法的权力在另一边的场景，都体现出这种二元性。这种二元性还成对地出现在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中世纪城市与封建领地、伙伴式的共治（如行会或大学）与官僚层级的统治之间。如果要为此时的西方找一个最突出的标志，那应该就是：内心之中的二元主义精神——它包含了多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和市民社会的萌芽。当然，若没有基督教中的古老渊源的话，西方历史中这两次标志性的分权也不大可能发生：基督教早就把神权法和世俗法分为了两个类别。根据福音传播者马太和马可的记载，有一天，法利赛人的追随者和依附于罗马的统治者希律·安提帕斯（HerodesAntipas）的追随者一起向耶稣这个实实在在传神之道的人，提出了一个暗藏陷阱的问题：是否认为人们向恺撒（即罗马皇帝）纳税是应该的。如果耶稣说不应该，那就意味着鼓动叛乱；如果说应该，则意味着支持罗马人的外来统治——这必让他人心丧尽。所以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意味着在政治上亮明立场，也意味着一个识别敌我关系的决断。由于耶稣并不想这样作答，他选择了一个辩证的答案。他要来一枚罗马钱币，在确认那上面印的是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头像之后，他回答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上帝与恺撒在这里是并置的，但说话人与他们之间并不是等距离的关系，也就是说亲疏有别，而且二者的地位也绝对不相同。毫无疑问，回答问题者将上帝放在了绝对优先的位置。但耶稣的回答同时也拒绝了某种神权统治或祭司统治。上帝的统治与世俗统治之间的分离，对后者既意味着限制也意味着肯定：说是限制，是因为这让它不能再插手宗教领域；说是肯定，是因为这就承认了世俗权力的独立性。这当然还不算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但是这个回答带出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中所包含着的关于政教分离的逻辑最终带来世界的世俗化和人的解放。千年之后，有一部分基督徒从耶稣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基本区分之中引申出了一个结果：将属灵权力的机构与世俗权力分离。这些基督徒属于拉丁教会或者说西方教会，那里有许多国王，但只有一位教皇。在起初属于拜占庭后来又属于莫斯科的东部教会那里，从未发生过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东正教的欧洲不知道什么“政教分离”，人们带着挑衅口吻谈及的“政教合一”体制（C?saropapismus）——由一个人兼任教会领袖和国家领袖——其实会让教会臣服于君王。同样，在东部教会的区域内也发展不出那些影响西方的其他二元性：没有领主与封臣之间相互交换誓言的关系，没有君王权力与其他各阶层的权力的划分，伙伴式的共治与官僚层级的统治、庄园经济与农民经济、自治的城市与贵族的采邑——所有这些区分均不存在。当然，东欧和南欧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属于西方的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可能与长期遭受异族统治有关：蒙古人曾统治今俄罗斯所在区域，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巴尔干和罗马尼亚，而后面这个例子正好说明，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分离才是欧洲的“根本性差别”。只有从属于西方教会的那部分欧洲，才有保证个人自由和团体自由的体制性条件，于是只有在那里才能出现理性的神学，以及其他理性的学术——如法学和哲学，而且理性主义精神还推动了其他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只有在西方教会的范围内，一种有条理的质疑才能产生出精神上的生产力——尽管教会严厉地打击这种生产力，却已无力消灭它。只有在西方，才诞生了市民阶层（Bürgertum），无数敢于冒险的商人和企业家由此涌现出来。只有在这里，才可能出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规模空前的解放运动——它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宗教改革，一直发展到启蒙运动——正是这些解放运动塑造了今天西方现代社会的样子。这其中的启蒙运动，并非凭空出现的“宇宙大爆炸”。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并非像它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地狱里涌出来的。启蒙运动有它的前史，其中基督教在教会法与世俗法分离方面的特征几乎完全符合中世纪的“二元主义精神”。“二元主义精神”适用于思想史的道理，也适用于权力分离的历史。在往昔的政教分离、王权与各阶层权力分离的基础之上，现代的权力分化呼之欲出，这正是法国的国家学思想家夏尔·德·塞孔达（CharlesdeSecondat），即孟德斯鸠男爵年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论证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分立。孟德斯鸠以欧洲大陆的绝对主义王权为对立面所构造出来的理论模型，可以解释英国宪政史中众多事件的结果，而且特别能够解释—年“光荣革命”之后发生的事情。而孟德斯鸠的书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所造成的反响，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烈。在曾跨越过北大西洋的欧洲移民们反抗英国人的激烈斗争中，在他们拒绝英国国教会的行动中，在他们反抗他们所不愿意服从的统治时，这本《论法的精神》都大大增加了这群人的底气。据此，“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即：只有那些有权利将自己的代表送进伦敦下议院的人，才可以被抽税）这个原则不应该仅仅只在母国有效，而应该同样也适用于13个造反的北美殖民地。年6月12日，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所有人都是生来同样自由与独立的，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当他们组成一个社会时，他们不能凭任何契约剥夺其后裔的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享受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这掷地有声的豪言开启了宣示人权的历史。紧随其后的，是14条彰显人民主权的条款，其中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三权分立，还有其他一些最为紧要的自由权利，如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年7月4日，13个殖民地共同组建的大陆会议公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秉承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精神，这篇宣言在开头就写明了那些不可剥夺的人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北美的起义者们无疑是人权事务方面的先驱，但这些被弗吉尼亚和其他加盟州印在纸面上的基本原则，很快就渡过北大西洋来到了欧洲。若说起在法国为这些原则而奔走的人，当首推（在独立战争中站在美国人一边对英国作战的）拉斐德侯爵（MarquisdeLafayette）和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编写者之一、《独立宣言》草稿的主笔人、后来的第三任美国总统，他在—年担任美国驻巴黎特使）。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拉斐德侯爵就在杰斐逊的积极支持下起草了自己的人权宣言，这份文件由国民会议于年8月26日通过，成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etducitoyen）。这是欧洲的第一份人权宣言，它比《独立宣言》更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在保障自由权和财产权方面要远超过那海外的先驱。于是，最迟在年之后，保障这些不可剥夺的人权已经成为大西洋两岸共同的事业。人权与法治、三权分立、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一起，成了西方的准则，所有国家——只要它不只是在纸面上认同年和年革命的理念和宣言的政治成就——都要为之而奋斗。接受还是拒绝这个准则？这两者之间的争斗构成了一部历史，无论是新的历史还是旧的历史，欧洲的西方史和海外的西方史（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历史）都成了这部历史的一部分。有些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属于西方，却反对人权宣言的某些政治成果——比如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德国曾是这类国家中的一员，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之后，它才不再拒绝这些西方的政治理念。还有意大利，它也是年之后才建立起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而葡萄牙和西班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战胜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兼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之后，才步入此行列。直到年的“和平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内部关于“是接受还是拒绝年和年的政治理念”的争论才算是暂时告一段落。这场革命让那片本来属于传统西方，却在年因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而被划入苏联统治范围之内的地域又重新拥抱了西方的政治文化：这为欧洲历史画上了一个大大的休止符，而且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年里最大的一个。西方的准则从来都不是在描绘西方的现实。在第一批《人权宣言》的起草人里就有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其中之一。有些人的人权长期得不到承认，来自“黑非洲”的奴隶和印第安原住民都属于这个群体。如果谈到公民权，那么妇女和劳工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个群体。西方的历史，同时也暴露了与自己所持价值的冲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罪行账簿”上的主要部分。但这几个《人权宣言》本身比那些抱有各种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的起草者要明智得多。那些部分地或完全地被从人权的适用人群中排除的人，还是能将这些宣言引为依据，而且他们一直坚持不懈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因此，西方的历史也可以被看作一部逐步学习的历史，人们通过自我纠错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来学习。换句话说，这个准则带来了一个向准则看齐的过程。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因为人权中的“人”理应指的是全人类。这一点在年12月10日之后就更加无可置疑了，因为这一天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强调了这一权利的普世性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性。当然，只要仍有许多国家觉得自己不受这项宣言的束缚，这个起源于西方的标准的全球化就依然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西方的（也就是大西洋两岸的）特性，就是所有那些沿着18世纪末的政治理念的发展的总和。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西方的价值得以从中生发的）“根源”的话，那就是上文中耶稣把上帝的领域与恺撒的领域分开的那句话。在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中，并没有类似的“经典名言”。中世纪的政教分离、王权与各阶层权力的分离正是基于耶稣那句“经典名言”而实现的，只有在欧洲属于西方的地区才发生了这样的权力分离。这两大权力分离又推动了现代分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分立）的诞生，从而也为法治和人权、公民权的产生创造出一个坚实的框架。这些权利首先被宣布于北美殖民地的土地上，接着它们又从那里来到了欧洲。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所称的“它们的”价值，其实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西方的价值联系在一起。而现在，这样的联系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第2章超越民族国家抑或成为诸民族之上的拱顶石？年，有位雄心勃勃的德国政治家奥斯卡·拉方丹（OskarLafontaine）出版了一本名为《未来的社会》（DieGesellschaftderZukunft）的书。在这位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萨尔州长会议主席的政治家出版的书中有一章名叫《超越民族国家》（“DieüberwindungdesNationalstaates”）。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写道：“恰恰由于我们德国人还未能实现国家统一，恰恰因为我们德国人对某种丑恶的民族主义有过糟糕透顶的经历，所以我们才会比别的民族更容易彻底地放弃民族国家体制。这是因为，其他民族国家的建设（即将或早已）与民主的社会秩序相融合。而鉴于我们德国那段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再没有谁比我们更应该去充当欧洲超国家联合进程的推动者了。”这段话，不大可能在原联邦德国之外的任何地方引起舆论注目。但若是真的引起注意了，可能就会有人问：这个结论是否真的是清算德国历史罪责的一种大胆说法？这是不是宿命论的一个变种？其实，拉方丹的这段诡辩的言辞会让人感觉到，这是早期教会四大神父之一安布罗斯（Ambrosius）“因罪蒙福”学说的世俗版本：正因我犯下大错，反倒使我走上了圣洁之路。可是欧洲国家很可能会把由德国发出的“超越国家”的呼吁看作是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新把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和主权都曾经受到过希特勒“第三帝国”的侵害，而且其中还有些国家早在德意志帝国或普鲁士称霸时就遭过罪了。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年之后的分裂状态，并不像欧共体的其他成员国那样是民族国家。年，波恩的政治学家兼当代史学者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DietrichBracher）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称为“民族国家中的后民族民主政体”，同时这也契合整整一代联邦德国知识分子的认知。当布拉赫作为五卷本《联邦德国史》（Geschichte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的作者于年再次重复这个论断之后，这个概念开始变得广为人知。不过，直到尤尔根·哈贝马斯年在给自己的一套政论文章起名时，用了“后民族国家的聚合体”之后，它才真正成为政治中的关键词。哈贝马斯在大量文章中使用这个词，是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全球化时代西方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当下的发展阶段。此时（年），处于这个特别聚合体中的联邦德国早在8年前就已不复存在了。德国已经重新统一，又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尽管是以一种从前没有出现过的形态。那时它与所有欧盟成员国一样，作为一个“后经典形态”时代的民族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自己的部分国家权力，或是将这一部分主权让渡给各类超国家的机构。不过，把联邦德国说成是“后民族国家的”未免会引起争议。照这个说法，联邦德国就可以单方面代表德国人在本民族历史中的发展阶段，而不需过问另一个德国人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的情况了。对联邦德国的特殊结果而言，“后民族国家的聚合体”这个概念给人的感觉是由结果倒推出来的。它没有进行国家间的对比，也不是从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这个事实在德国人的讨论中总是被忽视。今天，如果要在欧盟内部进行这样的实证研究，那么除了德国，很可能只有两个国家勉勉强强能符合“后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至少在“政治类别”这个范畴内）：比利时和卢森堡。前者，是因为其国民不怎么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民族，而且其国民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后者，是因为欧盟内部增值税税率使得这个最小的成员国成了众多重要机构的所在地，同时它还是德、法之间“天生的”中介。而在其他欧盟成员国，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在大多数国民那里都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后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会让人疑惑不解。在欧洲统一运动的早期阶段（二战结束次年），曾有过一种将欧洲诸国组合成一个跨越政治阵营边界的大联邦的想法，那时的社会民众对这个想法的支持度是最高的。在那时的各个“党派集团”中，基督教民主党系的党派是最赞成欧洲一体化的，它们站在天主教保守主义者的对立面，支持现代民族国家彻底的世俗性质。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第一任总理阿登纳（KonradAdenauer）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以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为起点的西欧一体化项目。可是，年8月主政波恩的阿登纳尝到了重大挫折的滋味，因为法国的国民议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条约，而且这也意味着，一张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蓝图就此作废，这是民族主义在法国复兴的标志。依然在前行的，是煤钢共同体六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从煤钢领域拓展至其他领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年，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Hallstein）当上了当年成立的、囊括了欧洲所有经济部门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首任委员会主席。而哈尔斯坦此前的职位，一直是波恩政府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有像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塞（RobertMenasse）这样激进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写信给哈尔斯坦，陈述自己取消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看法。他非但没有证据证明哈尔斯坦当面对他说过的那些话（“欧洲的理念是取消民族”，“欧洲统一进程的目标是超越民族国家”，“目标是而且继续是：超越民族，组织一个后民族时代的欧洲”），而且他所举出的两个场合上哈尔斯坦讲话的意思还前后矛盾。年3月19日，当哈尔斯坦这位新就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他的首次演讲时，他把欧洲经济共同体描述为一个“由列国组成的具有强烈联邦色彩的共同体”。年10月15日，在罗马召开的全欧会议（Europ?ischenGemeindetag）上，尽管他对旧式的民族国家主权的理念和“民族国家今日的政治形式”表示了否定，但他也表达了他的推论：“现存的政治秩序将会消解，一个欧洲的超级民族国家将取而代之。”他觉得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欧洲各民族的力量之源，使之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对哈尔斯坦而言，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终点”的问题是不难回答的：他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称作“尚未完成的联邦国家”——他虽未明说，实际上却是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成了榜样。在这个问题上，夏尔·戴高乐成了他最强劲的对手，这位二战时期前“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年6月法国解放之后的首任政府首脑，在年5月又作为总理重新掌权，并在年1月8日作为总统执掌了自己亲手缔造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年5月15日在令人永远难忘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斥责了这个欧洲超国家组织的始作俑者，并把这个组织称作乌托邦般的架构。戴高乐认为，欧洲只能够建立在行动、权威和责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列国的基础之上。“眼下，没有国家的欧洲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将这座大厦建立在现实情况的坚固基础之上；在付出了辛劳之后，或许有一天，我们能步入《一千零一夜》的童话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戴高乐这个“列国的欧洲”的理念若是没有英国相助是实现不了的，而英国恰恰是这位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拼命也要拦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的国家。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GeorgesPompidou），并没有那位直到年4月才离职的前总统那样强烈的反英立场。蓬皮杜没有再像前任那样行使否决权，而且还在年5月与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Heath）取得共识，在未来尽可能用政府间的合作来取代越过民族国家政府的合作，而且还要让巴黎与伦敦密切协作，以便制衡欧共体中那个不但在经济上领先，而且政治上也越来越自信的成员国：联邦德国。英国与爱尔兰、丹麦一起，于年1月1日加入了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是年由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一起升级而成的）。这三个国家尽管都对参与共同市场饶有兴致，但都对超国家的西欧一体化进程不感兴趣。怀有同样心思的，是年及年加入欧共体的地中海三国：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冷战于年至年走向终结时，不难预计，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还远未结束。欧共体弥补了许多成员国现在已经难以独自应付的工作，正如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米尔沃德（AlanMilward）所言，欧共体已经成了其成员国的救星。但是，民族国家在社会保障、法治秩序、日常的生活和交往中仍然履行着广泛的职责。而且在冷战结束25年之后，民族归属感的增长要比“欧洲人”认同感的增长强劲得多。即便在联邦德国地区也是这样——而德国的这个部分，原本是“将欧洲视为新祖国”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曾几何时，那些西欧一体化的先锋越来越一致地认为：通过持续的融合过程，应该能在旧大陆根除20世纪将欧洲推向自我毁灭边缘的民族主义。在这个世纪接近尾声时，西欧民主国家已经在和平协作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它们之间爆发战争变成了不可想象之事，而且谁要是还拿民族主义那一套说事，简直就是自讨没趣。但民族主义并不是在全欧洲的所有地方都被抛到了脑后。早在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就已经显示出，铁托（Tito）元帅去世（年）之后的共产主义制度无力化解部分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冲突。在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当地的领导人、党的总书记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Milo?evi?）几乎在转眼之间就用一种鼓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取代了作为融合策略的共产主义。在克罗地亚，事情并无二致；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也依样画葫芦。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地区接二连三的战争和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仅见。“民族国家，在经历了—年的欧洲革命之后走向了复兴”，这是安德雷亚斯·勒德（AndreasR?dder）的著作《21.0—关于当下的一部简史》（21.0:EineKurzeGeschichtederGegenwart）之中的金句。原本统一的南斯拉夫解体分裂出了一堆种族相对单一的国家（只有波黑例外），苏联也解体了，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这些都成了这一判断的例证。非但如此，就连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在年至年剧变中领土未发生变化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了民族国家架构上质的变化：年华沙条约体系解体之后，这些国家从年勃列日涅夫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的境地走出，获得了完全的主权，现在也能够自由决定是否加入西方的联盟体系了。从欧盟内部看，4—年共有9个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和2个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入盟。这些国家大多都来自中东欧和东南欧，它们不出意料地特别珍视它们刚刚获得的主权，也对将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机构一事充满怀疑。在保障其外部安全方面，他们更信赖的不是欧盟，而是美国和北约——他们通通在—9年加入了北约。因此，欧盟扩张的速度比深化的速度要快太多了，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深化自然就更多地意味着提升共同体的机构效率并加速其决策过程，同时还包括提升内部的团结和成员国相互之间的信任。欧盟东扩之前，就已在年吸纳了3个中立国（奥地利、瑞典、芬兰），若是没有东西方冲突的结束，此事也断不可能发生。“年剧变”的后果，使得北约和欧盟当时的成员国必须面对早已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认识，即历史上西方的东部边界并未止步于大西洋同盟的范围，而是囊括了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欧盟也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重新认识自己。在4年5月1日的“扩盟大爆炸”（bigbang）之后，它在吸纳了8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也吸纳了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这些国家在20世纪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一些国家受到自由生活和市场经济极深的影响，而另一些国家曾被打上“专政”和“计划经济”的烙印。其实西欧的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独裁统治，它们既曾在二战中沦陷于德国的占领之下，也曾受制于本国的威权或极权政权。而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则为未来欧盟的集体记忆带来了“左”的专政和“右”的独裁。确切地说，它们的这些经历现在已经成了需要全体成员共同面对、认识和反思的历史。在年之前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时代”欧洲的人，必会对这数年剧变的后果感到深深的愤懑。这些后果让一些西方的，也就是联邦德国的历史诠释和现代诠释中的地方本位主义显现了出来。另一方面，所有那些曾经强调历史传统（更不用说民族传统）的力量牢不可破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已获证实。德国中世纪学专家赫尔曼·亨佩尔（HermannHeimpel）说过：“在历史上，是诸民族的存在使欧洲成为欧洲。”这当然是极端的说法。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欧洲（更准确地说，是“拉丁化的”欧洲）还有许多其他的共同点和特性。但这些特征之一无疑就是众多的民族，以及旧大陆上与诸民族相伴生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参差多样。另一个特征是地区特殊性，这无论在一国疆域之内还是跨越国界的地区都存在。这也是欧洲不得不处理的一份遗产。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VertragvonLissaben）被许多人视为《欧洲宪法条约》（Europ?ischenVerfassungsvertrages）的替代品，后者本来更加野心勃勃，却在5年初的两次全民公决（法国和荷兰）中惨遭否决。该条约已经从制度上考虑到了一国之内的和跨国的地区主义问题，为此它预先设计了一个地区事务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一样隶属于欧洲议会。当涉及跨越边境协作事务时，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将听取该委员会的意见。“诸民族一直彼此征战不休，各个地区一直苦苦忍受，它们联合在一起，永远守护着自家的特质，地区是自我认同的命根。”罗伯特·梅纳塞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可是，若站在“各地区的欧洲”的立场去反对“诸民族的欧洲”就太荒谬了，也太危险了。若真这么干，则会马上刺激一系列的地区分裂运动：比如苏格兰的、弗拉芒的、加泰罗尼亚的，或是尤为好斗的巴斯克的运动，并因此导致众多欧盟成员国出现斗争问题。其中的巴斯克运动特别能说明这一潜在的危险性，地区运动并不一定是和平的——更不用说在现存更大一级的单位解体之后经济上会遇到的不利处境了。一个追求超越民族的欧盟，可能会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而通过接手那些民族国家无法胜任的任务，它倒可成为位于诸民族之上的拱顶石。欧盟所要遵循的是辅助性原则，当然到目前为止这更多地只停留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之中。按此原则，只有当某个低一级的单位力量不足时，其更高一级的单位才能将工作接管过来。这就为建立“越来越紧密的联盟”的理念设立了边界——该理念早在年就写进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R?mischenVertr?gen）中。此外，这也说明那些依然身为“条约主人”（“HerrenderVertr?ge”）的成员国决不想把自己变成多余之物。第3章一个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欧洲吗？这一幕发生在年9月12日：在出席与土耳其签订《联系国协定》（Assoziierungsabkommen）的仪式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首任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在安卡拉发表了一番讲话。其中的一句，燃起了东道主炽热的期望：“终有一日，我们能走完最后一步，让土耳其成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哈尔斯坦的讲话是对《联系国协定》第28条的一个非常宽泛的解释。这一条的原文是：“一旦协定的运行使如下条件具备时，即土耳其能够完全承担共同体成立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时，签约方将评估土耳其加入共同体的可能性。”在随后的25年里，在土耳其所发生之事并不太符合年的乐观期望。仅年和年，土耳其军方就发动了两次政变。军方一再保证土耳其会继续向欧洲共同体靠近，但却难以让布鲁塞尔信服。年，土耳其在22年内发生了第三次政变之后，欧共体委员会暂时中止了《联系国协定》。年，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zal）领导下的民选政府提交了一份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的申请，但被欧共体委员会以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侧畔之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不过，欧共体委员会让年的协议于年再次生效，并且强调了继续开展合作的意愿。年6月，在丹麦首都，由欧共体升级而成的欧洲联盟峰会发布了衡量一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该标准包括：有稳定的民主和法治秩序、保障人权、尊重少数族群的权利、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有竞争力，并且完全认同欧盟这个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各个目标。哥本哈根标准成了欧盟东扩的准绳，但它却在安卡拉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土耳其政府觉得，这些在自己已经成为“联系国”之后30年才颁布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自己，可又改变不了欧盟的规定。年初，欧盟与土耳其关于关税同盟的条约生效。同年，欧盟虽然宣布土耳其是一个潜在的入盟候选国，但却没有像对待中东欧国家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那样授予其正式的候选国身份。安卡拉对此的反应是于年12月中断了与欧盟的关系。年底，事情出现了转机。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盟国家及政府首脑峰会上，土耳其被授予了入盟候选国身份。这是美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的结果：克林顿总统出于地缘战略的考量，希望看到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能与欧洲紧密联合起来；愈演愈烈的恐怖活动也是其考量中的一个因素。华盛顿的压力之所以能起作用，首先要归功于德国年10月刚刚上台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Schr?der）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施罗德与其前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Kohl）——不同，对土耳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一事并没有坚定地持保留态度。对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党而言，更有一个国内政治方面去回应安卡拉入盟渴望的原因：社民党（Sozialdemokraten）和绿党很可能考虑到德国的土耳其裔选民会因此倾向选择它们，而非那些C字打头的党派。土耳其为了呼应赫尔辛基会议所给出的信号，施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其中包括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解放公民权利，集会、抗议的权利。这些改革又使欧盟在2年12月的哥本哈根峰会上决定为接下来的进程给出一个时间表：只要土耳其在4年12月前满足成为一个成员国所需的政治条件，届时即开启入盟谈判。在安卡拉，自2年11月后掌权的是温和派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该党主席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TayyipErdo?an）从3年3月起出任国家总理，并继续推行了其前任穆斯塔法·比伦特·埃杰维特（MustafaBülentEcevit）的改革路线。在埃尔多安政府治下，连战争时期的死刑也被废除了，而且还废除了酷刑并取消了警务人员免受惩处的特权，进一步巩固了集会与抗议自由，同时至少在书面上禁止了对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歧视。4年12月17日，欧洲理事会积极评价了埃尔多安政府的改革政策，因此决定向欧盟委员会建议：如果土耳其的革新过程继续下去，并且其人权状况持续得到改善，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满足了入盟所需的政治标准，并可以于5年10月3日开启入盟谈判。另一个条件是土耳其需要签署一项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的《联系国协定》的“附加议定书”，与此相关的是关税同盟要扩展到新近入盟的10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土耳其尚未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埃尔多安于5年7月接受了这项要求，但有所保留的是声称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上承认（希腊裔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欧盟25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接受了土耳其总理的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声明，以便在欧盟“路线图”中的最后期限——5年10月3日——这一天展开入盟谈判。在还没有进行一场关于赞成还是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大辩论之前，新千年之初的这些计划就开始实施了。但从2年秋季开始，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当然，这些声音都出现在欧洲大陆——英国早就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因为这样一来伦敦就更有把握拒绝欧盟内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在法国，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c）总统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支持者，尽管其所在党派“人民运动联盟”（Unionpourunmouvementpopulaire，简称UMP）对此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在德国，联盟党反对这个让土耳其成为正式成员国的计划。奥地利人民党和法国的人民运动联盟也持相同观点。它们所宣传的是名为“特殊伙伴关系”的替代方案。该方案所吸纳的建议，最早出现在2年11月的《时代周报》（DieZeit）上的一篇文章之中。除了希拉克之外，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领导人还有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以及欧盟委员会负责成员国扩充问题的德国社民党人京特·费尔霍伊根（GünterVerheugen）。在施罗德的回忆录中，他简明扼要地讲出了他赞成土耳其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主要理由。施罗德把土耳其入盟的战略意义看得比这个国家从年起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的欧盟的政治承诺更加重要。“土耳其连接欧亚的独特地缘政治位置，它对欧洲能源安全的意义，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分量，将使欧盟获益良多。此外，一个深深嵌入欧盟的土耳其还能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与土耳其之间的入盟谈判持批评态度的有：奥地利联邦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WolfgangSchüssel）、荷兰首相扬·彼得·巴尔克嫩德（JanPeterBalkenende）和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FoghRasmussen）。他们并没有否认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侧畔之国极高的战略意义，但却对欧盟过度扩张的危险提出了警告。其中一些人认为，单单土耳其对伊斯兰世界的那种犹豫、暧昧的态度，就足以令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盟将它拒之门外。另一些人则强调凯末尔主义在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的遗产，凯末尔主义是建国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Atatürk）的政治主张。这些批评者认为土耳其是一个以独立自主而骄傲的国家，所以很难指望其能心甘情愿地满足“哥本哈根入盟标准”的要求：这个标准会要求它与一个政治性联盟合作，而在该联盟中主权越来越以联合的形式行使，或被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机构。批评者们还认为，由于土耳其强劲的人口增长，德国将很快被挤下最大欧盟成员国的位置，于是这个共同体的性质会因此而被彻底改变：与成为日益紧密的联盟的构想越来越远，而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和平淡无奇的自由贸易区。有鉴于此，5年10月开始的入盟谈判不但如欧盟一方所言是“结局不定”的，而且也是“选项不定”的——这意味着，其目标除了实现正式入盟外，实现“特殊伙伴关系”也是一种选择。“特殊伙伴关系”是一种欧盟和土耳其能在谈判中实现谅解的基础之上的“升级版联系国”方案。这种可能性也以某种隐而不彰的形式，被纳入了入盟谈判的内容之中。在经济领域，入盟候选国土耳其的表现令其欧洲伙伴们十分满意。4—6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8.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欧元增加到了欧元。这几年，土耳其的财政赤字平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3%，显著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所规定的3%。不过在5年10月入盟谈判开启之后，埃尔多安政府的政治改革却明显滞后。欧盟委员会6年的报告指出了土耳其在废除酷刑方面的不足、军人操控政治的弊病和对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不力。欧盟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刑法法典》（Strafgesetzbuch）第条。一再有人因为宣称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是种族灭绝行为，或是因为指责土耳其在这一事件中犯有反人类罪行，而因刑法的这一条款被控告和宣判。5年10月，亚美尼亚裔的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Dink）就因为触犯这一条而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执行）。7年10月，即丁克遭一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之后9个月，他的儿子阿拉特（Arat）又因为同一条款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无缓期）。仅6年一年，就有超过起触犯《刑法法典》第条的案件。在8年4月颁布的新修订的《刑法法典》中，“土耳其特性”（Türkentum）的概念被换成了“土耳其民族”（türkischeNation），而且将最高刑期降为2年。欧盟委员会有种种理由认为，土耳其言论依然不自由，而且非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宗教自由也几乎没有改善。除此之外，入盟谈判中的另一个大的阻碍是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态度。自年以来，塞浦路斯分裂成了分属希腊裔和土耳其裔的两个部分。从4年起属希腊裔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已经是欧盟成员国，但土耳其依旧拒绝对它的船只、飞机开放自己的港口和机场。而且，虽然与塞浦路斯相关的附加条件在年《联系国协定》之上的“附加议定书”已经过埃尔多安同意，安卡拉的议会却坚决不予批准。因此，欧盟在6年12月决定暂停谈判中的8个主题，其中包括“商品自由流动”、“自由定居”、“关税同盟”和“外交关系”。到这时为止，仅有1个主题（关于科学和研究）的谈判得以完成。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在开始后一年就卡在了死胡同里。在随后的十来年中，谈判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执政越久，他政策中专制的、伊斯兰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就越强。这位总理采取了与以色列相冲突的政策。他不是与欧盟增进关系，而是与阿拉伯世界中的逊尼派“主流”拉近距离。他的优先目标一目了然：确保土耳其作为地区性强国的地位。这个目标与欧盟的期待完全不能相容——欧盟期待它能准备好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主权，或是把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在内政方面，土耳其至少从年开始已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言论自由和抗议自由因此而受到威胁。据报刊报道，在年3月共有名记者被关进土耳其监狱，其中有64人是库尔德人。据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统计，在年夏天镇压抗议（人们反对在受欢迎的盖齐公园中施工）的警察行动中，有0多人受伤，3人丧命。年3月，埃尔多安下令屏蔽了短消息发布平台“推特”。在此之前，有人在该平台发布了窃听到的总理电话，从而证实了这位政府首脑和他的一个儿子牵涉到一桩盘根错节的腐败丑闻之中。然而，埃尔多安却并不愿意放弃他的目标：在年夏天的第一轮直选中竞争国家总统的位置。7月1日，他被正义与发展党推举为候选人。8月10日，埃尔多安在第一轮选战中赢得了52%的选票，从而获得了绝对多数。在自己的战略目标上，这位选战的胜利者不容出现丝毫游移，他所追求的是建立类似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一个土耳其的总统制国家。但并非所有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都认同这样一个更替体制的目标。在年6月7日的国会选举中，这个一直单独执政的党仅获得了41%的选票，从而失去了绝对多数。而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简称HDP）所获的选票则上升至13%。埃尔多安将其所在党派的失败视为个人的耻辱（尽管作为总统他有义务保持党派中立），并决定放弃即将开始的与国会中诸党派进行的联盟谈判，而宣布于年11月1日举行新的大选。总统利用这个间隔期，完全改变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从年开始的与库尔德地下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简称PKK，土耳其官方一直称其为“恐怖组织”）举行的会谈宣告破裂。土耳其空军开始密集轰炸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阵地，其猛烈程度大大超过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打击——尽管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将“伊斯兰国”称作（也确实当作）叙利亚内战中的头号敌人。从年起，叙利亚内战所造成的难民就把土耳其当成了逃难的主要目的地。据估计，到年秋天其人数已达万人。正是这段时间里，土耳其设法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转移到最近的希腊岛屿上去，这样一来他们踏上欧盟的土地就不再有任何障碍了——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难民会浩浩荡荡地沿着“巴尔干路线”一直走到中欧和北欧，特别是德国。所以，在选战后期的那些日子里，欧盟委员会和德国都试图说服埃尔多安在难民问题上采取一种合作的政策。同样是为此目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于年10月18日亲自拜访埃尔多安——而土耳其的反对党则批评她这样做是在选举中为总统的党派站台。这些努力尚未取得具体的成果。但其代价却很明显——这位总统对于在尚需详细讨论的难民问题上提供协助一事已经开始要价。除了要求欧盟大力支持土耳其在照顾叙利亚难民方面的人道主义举措之外，还要求加快入盟谈判的进程，并增加了土耳其人免签入欧的希求。然而，对执行严厉的反库尔德工人党路线的埃尔多安而言，年11月1日举行的第二次议会选举的结果很可能要比他与德国女总理的对话重要得多。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了49.5%的选票，从而夺回了绝对多数，而人民民主党和奉行极右路线的民族运动党（简称MHP）则惨遭失败。尽管正义与发展党尚未掌握足以修宪的多数选票（五分之三），但这位总统离他建立总统制国家的目标确确实实近了一大步。不久之后，土耳其离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了。年11月29日，参加欧盟与土耳其峰会的达武特奥卢（Davuto?lu）总理获得了欧盟的承诺，欧盟许诺会在不久的将来把与经济和货币相关的第15个（总共35个）主题加入入盟谈判中。欧盟从这项让步得到的回报是：土耳其愿意切实有效地阻止难民潮涌向欧洲，并且还会接收那些非法越境进入欧盟区域的第三国公民。可是，土耳其究竟是不是还在认真努力地加入欧盟，还需要打上一个大问号。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及。其政治领导人对7月15、16日的未遂军事政变的反应，构成了一个转向威权主义的转折点。同样，若是参照年“哥本哈根标准”所写明的法治国家标准，这个转折点也意味着法治程度的大幅倒退。支持正义与发展党的民众所要求的，且获埃尔多安支持的恢复死刑的做法，将会立刻导致入盟谈判中断：在这一点上，欧盟委员会讲得十分清楚。在欧盟为土耳其许下成为正式成员国的愿景时，其实一直都在用愿望引领自己的思维。那种认为凯末尔的继承者们会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接受“哥本哈根标准”中西方价值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mus）的表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这位新土耳其的国父，一直想让他的国家彻底实现现代化，并且掌握欧洲的各项成果——只要这些成果与他对现代性的威权主义的理解相符合；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一西方价值规范的核心——却并不在其中。而不管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与世俗主义者凯末尔在其他方面的区别有多么大，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这位现代土耳其之父的传统。对欧盟而言，从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中所学到的教训是：地缘战略上的扩张是有其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其所触及的国家在政治上和价值规范上的身份认同。一种无视这个道理的扩张政策并不会让共同体变得更强大，恰恰相反，它会让欧盟变得空洞并走向毁灭。第4章缺少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欧元是德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这样就不能改变法国反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想法。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早在年夏天，欧洲共同体就已经开始为创建一个经济兼货币同盟做准备——而这个构想又可以追溯到一个早得多的项目，即年以卢森堡总理皮埃尔·维尔纳（PierreWerner）的名字命名的“维尔纳计划”（Werner-Plan）。一年之后的年6月底，欧盟的马德里峰会做出决定：从年7月1日起迈出该计划的第一步。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西欧已经有了共同的货币政策。年4月，欧共体成员国建立了所谓的“货币队列”，这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要就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浮动区间达成共识。当年3月创立了近三十年且由美国主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丹麦协商一致：让它们的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但同时又在彼此的货币之间维持固定汇率。不过，年初法国就退出了这个紧密的货币同盟。到了年，年的“货币队列”解散而且升级成了“欧洲货币体系”（简称EWS）——它借助“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CurrencyUnit，简称ECU）而构成了一个自洽的货币兑换体系。这个新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是固定但略有弹性的汇率，其狭窄的浮动区间是增减0.%以内。英国没有参加欧洲货币体系。这个新体系的推动者是法国的自由派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Giscardd’Estaing）和德国的社民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季斯卡·德斯坦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欧洲货币体系来结束法国的通货膨胀。令施密特感兴趣的是抑制因美元下跌而导致的德国马克升值，否则联邦德国的出口和竞争力会被拖累。但波恩与巴黎之间的分歧仍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法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贬值，而德国马克则持续升值——季斯卡·德斯坦的继任者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Mitterrand）认为，这样一种发展状况对法兰西的荣誉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在他看来，要除去这个弊病，必须把德国马克——他在年8月的法国部长会议上称其为“德国的原子弹”——升格为一种欧洲的共同货币。柏林墙于年11月9日倒塌之际，密特朗万分紧张。民主德国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如此一来“德意志问题”又必将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之中。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11月28日把《十点声明》（Zehn-Punkte-Erkl?rung）提交联邦议会之前，没有跟法国也没有跟任何西方大国商量过。而且他还在这份声明中把国家的重新统一当作目标，这一点让法国总统很生气。两天之后，密特朗警告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Genscher）：如果波恩准备凭一己之力在德意志问题上蛮干，那么他甚至有可能去召集包括苏联人在内的欧洲列强来对德国采取共同行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做的那样。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得到德国马克的支撑，而德国马克又有联邦德国强盛的经济做担保，这将会顺理成章地给欧洲降下一个霸权力量——密特朗害怕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一恐惧也主导了他的德国政策和欧洲政策。如果转从积极的一面看，那么这意味着联邦德国若是能声明，引入欧洲共同货币要优先于欧洲的政治统一——让欧洲共同货币拥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法国就不会反对它的东部邻居再度统一。从前，赫尔穆特·科尔从未怀疑过：欧洲的货币统一和政治统一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不仅是他个人的信念，同时也是联邦德国欧洲主义的核心。然而，密特朗的态度却渐渐令他改变了想法。科尔不想让德——法关系的裂痕阻碍德国的统一，于是他在年12月5日让步了——几天后欧共体就要在斯特拉斯堡召开峰会。在一封致法国总统的信中，科尔赞成于次年年底召开一次有关经济联盟和货币联盟的政府会议。12月8日，欧洲理事会就此方案达成一致。四个半月之后的年4月21日，欧共体的外交部长们在都柏林决定：在举行关于货币同盟的政府会议的同时，再举行一个推进创建政治同盟进程的会议。这样一来，欧洲的货币统一和政治统一这两件原准备一起办的事，就变成了两件同时推进但分别办理的事。这是波恩为了法国能同意德国统一而付出的代价。联邦德国转变其路线的意义高得难以估价：早在年11月27日科尔就已在给密特朗的信中指出，鉴于一些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依然很高（这其中也包括法国，但他没有点明），他请求到年底再决定是否召集一场筹备货币联盟的政府会议。但密特朗的威胁起了作用，事实上科尔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很快就不再提他关于稳定性的论点了。如果说科尔总理此前一直主要在联邦德国宣传他的“加冕论”的话，从现在起他的想法已经接近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雅克·德洛尔（JacquesDelors）主席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所钟爱的“创造论”。按“加冕论”，货币统一是完成欧洲政治统一的最后一步（即“加冕”）；“创造论”则认为：货币的统一会为政治统一创造条件。但那时候科尔似乎还没想到，他的路线转向意味着组建政治联盟的进程会无限期地延宕下去。直到年11月6日，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获通过的数周前，他还在向联邦议会宣称“那种认为可以在没有持久政治联盟的情况下组建货币联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这是从当代历史——而且不单单是德国历史——中得出的教训。然而，科尔总理在这里所表达的其实只是一个愿望。但事实上，事情自年12月两个政府会议（一个讨论经济及货币同盟，另一个讨论政治同盟问题）同时分别召开之后就已经偏离方向，一年之后，它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后续付出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挽回。如果狭义地就货币联盟的设计而言，年2月7日在马斯特里赫特庄严签署的关于欧洲联盟的条约所依照的主要是德国的设想：欧洲中央银行（简称EZB）应该像德国联邦银行那样独立。国债应该受到严格控制：预算和实际的财政赤字一般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价格计算）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只有当成员国在支出、通货膨胀率、利率和财政赤字方面严格遵守年商定的趋同标准，并且在这些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情况下，才能按照计划，最迟于年初开始进入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此后，“主权债务”原则继续适用：违约风险由各国承担；根据“不救助”原则，各国对其他国家的债务不承担责任，英国有权不参与第三阶段。当货币联盟已呈现清晰的轮廓时，各成员国在政治联盟方面基本上毫无进展。对于“政治联盟”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巴黎与波恩之间尚有分歧。德国方面倾向于按联邦制结构理解——不过也没有去精确地定义这具体是什么意思，而法国人则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个主权国家们在其中进行更密切合作的结构。对英国人来说，“联邦制”是一个根本就不能提的词。丹麦人的想法也基本类似于英国人。经过长期谈判，各国首脑终于认可了其实早在年《罗马条约》序言中就已经宣布过的“越来越紧密的联盟”的目标和辅助性原则（按此原则，只有当某个低一级单位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其任务时，更高一级的单位才能将工作接管过来）。除国家公民身份之外，还出现了联盟公民身份，根据居住地原则，它关系到社区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新成立的地区委员会，赋予了地区和地方当局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根据“共同决定程序”，欧洲议会在一系列事项上对欧洲理事会的提议拥有不同级别的否决权。此外，欧盟委员会的任命也必须取得欧洲议会的同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欧洲共同体变成了欧洲联盟。从此，欧盟为其三大“支柱”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空间或者说共同的穹顶，这三大支柱是：欧洲共同体、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简称GASP）、司法及内政合作。只有第一根支柱有超国家合作的特性，它是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共同体各项条约的基础上达成新的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共识。而第二根和第三根支柱只涉及“尚未纳入共同体范围的”领域，或者说只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已于年1月1日开始了。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成员国之间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成员国货币政策的趋近。年1月1日开始的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创建欧洲中央银行（于年7月1日开始正式运行）。按计划，第三阶段最晚不迟于年1月1日开始，此后各国尚保留的货币政策手段将全部移交给共同体。把年1月1日确定为进入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是联邦总理科尔在德国联邦银行对此表示严重忧虑的情况下，对弗朗索瓦·密特朗所做的一个政治让步。绝大多数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专家都对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协议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早在年就已经指出：欧洲货币联盟所囊括的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经济空间。在此空间内，那些能力更强的国家，传统上有好的财政纪律和稳定的币值，而那些能力较弱的国家却并非如此——这些弱国比其他国家更习惯于放纵通货膨胀和债务堆积。在牛津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于年12月接受《明镜》（Spiegel）周刊采访时说：“货币联盟这项工程想把德国的行为方式教给其他国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想要像德国一样行事。对意大利而言，偶尔货币贬值，比死守着固定汇率更有用；对法国来说，更多的政府开支比严格遵守主要由德国奉行的财政平衡标准更有意义。”年初，有15位德国经济学家表达了比较委婉的看法：虽说拥有一种共同货币是必要的，但这来得太早，因为并非所有成员国都达到了趋同标准。到这时为止，这些受到评论家批评的差异性是通过各国本币的升值和贬值体现出来的，而且也因此得到控制。但从年开始，较弱的经济体只能通过降低工资、薪金和社会福利等“内部贬值”的方式，或是通过或多或少地“加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所规定的稳定标准来寻找出路。年12月在都柏林签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再一次修订和细化了《马约》的标准。它规定各国每年的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得超过3%，这个上限只有在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下降3%以上时才能超过。如果某国强行违反稳定标准，那么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就可以在取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制裁。对经济和财政上较弱的欧元国家而言，欧洲共同货币的引入意味着更低的利率，这会在更大程度上诱使国家和非国家的经济主体增加借贷。届时，一个欧洲的货币同盟必须保持物价稳定以提升竞争压力，并且加重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惩罚。为了应对这些危险，不仅需要严格监管欧洲的银行，还需要真正的财政联盟，最终还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和持久的政治联盟，该联盟要协调各成员国的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并在必要的时候能以自行启动的制裁去强制执行协调。然而，这样一个方案却缺乏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欧洲诸国的政府必须能够意识到它是必不可少的。—年，当货币同盟第三阶段的脚步日益临近，觉得越来越紧张的并不止德国。在这之前的几年里，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在想方设法去满足《马约》所设定的条件。不过，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欧盟“令人担心的孩子”（即使不算马上要详谈的特例——希腊）的国债率都远远超过商定的60%；而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的财政赤字都居高不下。在那几年，意大利政府靠所谓的“欧元税”的帮忙，把财政赤字率从年的7.5%降到了年的2.5%和年的2.7%。而这（暂时性的）“欧元税”，其实就是对出售国家黄金储备所得的利润征税，是彻头彻尾的人为操纵。在德国，即便是像萨克森州州长库尔特·比登科普夫（KurtBiedenkopf）这样科尔总理著名的党内伙伴，也认为应当推迟引入货币联盟的时间，因为在原定时间点上还有许多未来欧元区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但此时的赫尔穆特·科尔在政治联盟一事上的决心已经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初，他坚持要把年1月1日引入共同货币的事情在年大选之前敲定，并使之不可逆转。这样一来，他可能的继任者，社民党人格哈德·施罗德也就无从再改弦更张。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施罗德，曾在年3月26日接受《图片报》（Bild）采访时将欧元称作“带病的早产儿”。在科尔离职7年后的5年4月，卢森堡总理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Juncker）在庆祝科尔75岁生日的宴会上，回顾了这位德国前总理在欧洲共同货币诞生中的角色。他说“在那一刻如果没有科尔”，现在就根本不会有欧元。当欧元于年1月1日成为非现金流通中的支付手段时，15个欧盟成员国中只有11个参与其中。英国始终坚持其“不参与”（opt-out）的立场；瑞典和丹麦保留了自己的决定权。在0年夏天丹麦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多数民众（53%）反对欧元。3年之后的3年夏天，有56%的瑞典公民在全民公决的投票中反对引入共同货币。希腊则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排除在外：它的经济数据不过关。希腊的国债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7%，财政赤字率高达6%，通货膨胀率高达5.5%，这让它根本没有可能成为欧元区成员。然而0年，希腊成功地让经济与货币联盟接纳了它。这样一来，在2年1月1日欧元开始以硬币和纸币的形式进入流通之际，欧盟中就能有12个成员国参与其中了。鉴于欧盟专门负责统计的机构欧洲统计局（Eurostat）也未对此发表异议，各国的财政部长以至国家和政府首脑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去质疑希腊数据的正确性了。4年11月，当保守的希腊新民主党（NeaDimokratia）胜选之后8个月，该党的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KostasKaramanlis）政府承认：上一届的康斯坦丁诺斯·西米蒂斯（KonstantinosSimitis）的社会主义派政府向欧盟提交了虚假的数据。在作为参考年份的年，其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远高于所允许的上限。为了将这个数字美化至1.8%，有很大一部分军费开支没有纳入财政赤字的计算之中。希腊加入货币联盟，是一桩国家欺诈事件。在该国获准成为成员国之后，欺诈还在继续。雅典从纽约的投资银行高盛那里获得了一笔秘密贷款，这使希腊能在表面上大幅削减其美元和日元债务。凭着这份“优质服务”，高盛赚了3亿美元。当希腊在年带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加入欧共体时，应该感谢那种由来已久的，自年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就开始出现的亲希腊情绪，法国前总统季斯卡·德斯坦还曾在年这样说过：“人们可不能让柏拉图去踢乙级联赛。”当时还有一种观点也深受欢迎：由于希腊曾是欧洲民主的摇篮，所以欧洲有义务对希腊表示感激——可如果人们能看到雅典的集会式民主仅代表了多么少的人口，看到当时的政治程序中真实的权力关系，看到古典时期的希腊有多么缺乏人权，就会发觉这只是个神话！在0年前后，这股亲希腊情绪的效应依然不可阻挡。考虑到希腊行政部门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其他欧洲国家和欧盟本应该批判性地看待所谓的赤字下降才是，结果它们竟然坐视不管——接纳希腊入盟意味着所有参与其中的政府和机构在政治上的无能。而且，这次显现出的无能尤甚于—年的那一次——容忍意大利在财政数据上耍手段。然而，若是将此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下观察，那么让希腊成为第12个欧元区国家的决定就不那么出格了。欧元之所以能诞生，靠的就是各国对“政治优先”原则的自愿认同。根据该原则，政治上的考虑应永远优先于经济上的考虑。在德国，按此原则确定优先性的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合政府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因为是其相信了希腊的数据，并且支持了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愿望。会动脑筋的不光是希腊，0年之后，连那些欧盟的“老成员”也展现出了各种既能突破《马约》中所商定之限制，又能规避因此而可能导致的制裁的方法和套路。首开先例的是德国。红绿联合政府以“议程”为题自3年起在德国推行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福利改革，成了施罗德总理为超过3%上限所寻找的借口。其实德国早在2年就突破了这个标尺；4年，其财政赤字率已达3.8%，次年为3.7%。到了4年12月，为了逃避欧盟委员会威胁要启动的赤字调查程序，柏林才宣布会在5年把财政赤字率降到2.9%。但在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密切磋商之后，施罗德违背了这个诺言。法国对“软化”《马约》中各种严格限制同样抱有兴趣。早在3年，柏林和巴黎就阻止了欧盟委员会以发“蓝皮书”的方式向那些突破了“3%标准”的欧元区国家警示预算纪律的打算。欧盟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此行事，鼓励了其他成员国纷起效尤。不过，施罗德认为这回突破规则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他相信，严格的政策议程会阻止德国人得寸进尺。希拉克就用不上这个理由了：法国放弃了那些本来与德国的方案也只是略有些相似的改革。如果说2年是12国组成的货币联盟把欧元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而9年该联盟的成员已达16个。斯洛文尼亚于7年加入，随后是8年的塞浦路斯和马耳他、9年的斯洛伐克、年的爱沙尼亚、年的拉脱维亚和年的立陶宛。1—7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1.96%，这低于欧盟（2.18%）和美国（2.41%）的数据。在年开局时，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是1.18∶1，明显高于汇兑平价（Parit?t）。在1年其对美元的汇率暂时跌至1∶0.87，随后又在8年升至1∶1.59。在之后几年中，欧元汇率剧烈震动，并于年底再次停留在与美元的汇兑平价上下。7—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情地暴露了许多欧洲经济体的弱点。虽然德国从红绿联合时代的改革中获益，并在货物出口和资本出口方面都出现了高额顺差，但欧元区许多国家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爱尔兰和西班牙，7年之前的“好年景”膨胀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葡萄牙也开始尝到了其大手大脚又漏洞百出的基础设施政策的后果。希腊的情况最为严峻：国内两大政党以裙带关系组织的权贵经济；两党都将公共服务部门看成为自己的（大多在专业上不合格的）追随者提供饭碗的机构；臃肿不堪的军事机关；古旧的土地登记体系；船主和东正教会（它同时还是除国家之外该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事实上根本就不交税；司法和征税机关的低效；系统性逃税并非巨富们的专利，而是遍及多个社会阶层的行为——对所有这些弊病，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长久以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9年底，希腊的公共债务率几乎达到%，比欧盟标准（60%）高出2倍有余；到年7月，其债务率已攀升至%。共同体的一系列“救援方案”已从年起开始实施，但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改善。年开始的“债务减记”——私人债权人放弃一部分对希腊债权——也同样没什么效果。为了希腊，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将“不救助”原则抛到了一边，因为它们担心希腊债务危机会蔓延到其他地中海国家。这些令人担忧的国家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塞浦路斯之外，还有包括年公共债务率已达%的意大利——这已远远高于《马约》所规定的上限。就连法国，也经常不遵守布鲁塞尔关于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的规定。如果地中海国家的病态发展存在一个共同原因的话，那就是与欧元相伴生的低利率。低利率有利于那些在财政上拖拖拉拉的做法——尤其是在社会福利分配的领域。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没有去推行已被耽误的结构性改革，却长期奉行一种让其所占有的财富保值、增值的政策，而这些财富凭其自身的力量本来是挣不来的。欧盟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双管齐下。由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ManuelBarroso）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符合德国想法的要求：削减公共支出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使国债率和预算赤字率低于上限。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了宽松银根的政策（PolitikdesbilligenGeldes），还几乎不加掩饰地实行了其实被《马约》禁止的直接金融资助政策（Staatsfinanzierung）。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Draghi）于年7月26日在伦敦举行的全球投资会议上的承诺引来了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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