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前半期的上层阶级，酷爱和迷恋胡族人的一切，其中包舞蹈、音乐、娱乐、烹饪、衣服、住宅……自汉以来，草原和西域一直对中国北方施加影响。但经过7世纪初的大规模反攻之后，通过遣使、纳贡、布道、商队和求法进香，而日益增加的交流接触，中国的渭水和黄河流域与蒙古、塔里木盆地以及位于帕米尔以远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

来自波斯和印度的两大文明潮流，在从阿富汗延伸到乌浒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整个地区，都互相交织在一起，并以其相互的贡献而得以丰富。西域和中国北方最活跃的商贾们，都是原籍为撒马尔罕（中国人称之为“康”）、弭秣贺（米国）、基什（石国）和布哈拉（安国）的人，他们的语言是粟特语，也就是一种东伊朗方言，它被从乌浒水流域到渭河流域的所有交通大道沿途人所运用，是西域最大的交流语言。

由于贸易交流从布哈拉向木鹿（Merv)、从巴尔赫向赫拉特方向发展，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伊朗的影响相当广泛地传入了中国。在唐朝挺进到帕米尔以远的地区时，对伊朗的内政也产生了影响。史书中提到了萨珊朝的波斯于年向长安派遣的一个使节。于年开始的大食人的入侵，更加密切了伊朗宫廷和高宗皇帝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遥远的拜占庭也想到了要与中国结盟，故于年派了一个使节到达长安。

年，亡命于吐火罗（巴尔赫地区）的萨珊朝末代君主卑路斯（Peroz)向中国求援，以抗击倭马亚（伍麦叶）王朝的进攻。它于次年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一直挺进到底格里斯河畔的泰息丰，并重新扶植卑路斯复位。但这位不幸的君主以后又被迫重新流亡，于年到达长安并在那里非常体面而隆重地受到了高宗皇帝的召见，高宗敕他右武卫将军的封号。他于年回归西域，后于年再赴长安，而到达之后不久便客死于那里。在7~8世纪的中国艺术和工艺中，伊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所以，起源于波斯的锻打和雕镂金银器的一种新方法，正是在这个时代传到了中国同样，似乎完全是出自伊朗的马球比赛，后来变成了中国上层阶级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

随着新的宗教崇拜传入甘肃诸城市、长安和洛阳，伊朗的影响则主要是集中在宗教领域中。景教于5~6世纪在萨珊朝的伊朗广为传播，它后来又先后传到赫拉特、巴尔赫、撒马尔罕，并且还进入了今新疆地区的西部诸绿洲。它似乎在中国打开西域道路的大规模攻势的翌日，就传入甘肃的商业城市和渭河流域。竖立于长安的义宁坊，已被断代为年的古叙利亚文和汉文的著名双体碑（17世纪中叶，它的发现在耶稣会传教士中轰动一时），叙述了在中国距树碑时代最近期的布教历史－《圣经》是于年由一位其汉文对音名字叫做阿罗本的波斯人传人长安的。

七年之后，唐朝朝廷准许基督教教团传布福音和建造教堂。在则天皇后执政年间（~年），新宗教成了佛教徒们的仇视目标，而它在玄宗（~年）时代又重新利用了皇帝的保护。这是一种于其教理、仪轨和词汇方面都已经伊朗化的基督教，在中国称作“波斯经教”和“大秦”教（“大秦”一词系指于年，在以弗所会议上受到在拜占庭帝国之责罚的宗教的发祥地）或“景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从未有时间在西域归化信徒，并在~年间对外来宗教的大迫害时遭禁，后来则似乎完全消失了。它主要是在粟特商人和西突厥人中吸收信徒（《福音书》被译成了粟特文和突厥文），稍后不久又传入巴尔喀什湖西南楚河流域的克烈部蒙古族人和鄂尔多斯的汪古部人中。

正是这种草原基督教在蒙古时代，成了我们中世纪有关约翰（Jean)长老基督教王国传说中的基础。元代，在长江下游的浙江、扬州，可能包括杭州都有景教教团，但它却没有很大的发展。另外一种源出于伊朗的宗教，可能有更深刻的影响。摩尼（明教）是于年在武则天皇后时代，被允许在中国信仰的，它似乎相当牢固地扎根于中国，即在从8世纪中叶起在吐鲁番、甘肃和陕西起过一种巨大政治和经济作用的回鹘人中，或者是在定居突厥人中影响文泛。摩尼师们的影响可能在星相与天文学领域中，都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首次向中国传入了日子与七曜有关的星期，而以前中国的传统却采用将时空分为四至五个阶段的划分法，每周仅有五天。摩尼教如同其他外来宗教一样，在9世纪中叶遭禁，它在11和12世纪时，却很奇怪地重新出现在福建与浙江沿海以及其他地区。不过，它却依附于佛教和部分是道教的环境之中。

这种新奇的宗教信仰，在那里煽动已反叛并建立政权的秘密会社。但摩尼教的影响，也可能在中国一直持续到14世纪，明王朝的名称本身“明”（~年）字，也可能是对元代秘密会社中的传说的持久回忆，它影响并启发了该王朝的创始人。至于继大食人征服之后可能从伊朗消失的琐罗亚斯德的袄教（拜火教），似乎从6世纪下半叶起，在周和齐王朝时代渗透进了中国北方。隋唐的军事开拓，无疑在那里增加了袄教信徒的数量，7世纪时在敦煌（沙州）、武威（凉州）、长安（年建寺）和洛阳都有袄教的寺院。在武威和洛阳的那些袄教寺中，演出的幻术节目似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到10~13世纪，似乎仅仅剩下该教的一些遗迹了，中国人赋予它一种“袄教”（拜火教）的名称。7~9世纪的中国和伊斯兰教在从7世纪一直延续到13世纪的整个时代，欧亚大陆的两大文明，就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

唐朝向西域和河中地的开拓，与阿拉伯人一直将伊斯兰帝国推进到西班牙和俄国突厥斯坦的大规模征服，正相吻合。唐和宋的中华帝国（前者是大陆性和尚武的帝国，后者是海洋性和经商的王朝），与倭马亚（伍麦叶）和阿拔斯（黑衣大食）帝国是同时代的，属于欧亚大陆上的同一个历史时代东亚和伊斯兰世界，甚至似乎也经历了一种类似的发展，军事征取代了经商活动、文学、科学和技术，它们已处于一种以城市为中心而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国和伊斯兰教诸国，同时经受了被蒙古征服的可怕考验旭烈兀汗（~年）的军队于年夺取了巴格达，伯颜（~年）的军队于年进入了南宋的首都杭州。伊斯兰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的交流开始于唐代，它们一直延续到元代（13~14世纪），持续影响了由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创造的大帝国。最早的交流接触发生在阿拉伯人从年左右到年前后，向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进行扩张的时代。

唐朝在世界这一部分地区的全部政策，就是抵抗和阻止阿拉伯人的入侵和继续推进。但中国与倭马亚征服的受害者之间的结盟游戏，无法推迟其发展。萨珊朝时期的波斯，于~年间被征服，河中地诸绿洲从年起被占据，阿拉伯人于此后的数年间立足于花刺子模、拔汗那和疏勒。唐朝于~年间的反攻，在著名的怛罗斯战役期间被阻于巴尔喀什湖以南。怛罗斯战役爆发于普瓦蒂埃战役的18年或19年之后，它标志着唐朝在河中地以及在疏勒地区的远大抱负与觊觎的结束。中国在帕米尔山脉内外影响的退缩，又由于安禄山在~年的叛乱而引起的危机进一步加速了。中国与伊斯兰社会的接触交流，可能使中国的某些技术通过西域传到了伊斯兰社会和欧洲。纸张的情况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自公元2世纪以来，就在中国得到改进的造纸工序，从撒马尔罕传到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接着又从那里传到了埃及和马格里布，然后又于10~11世纪传到了穆斯林的西班牙。在意大利制造的最早纸张，应断代为13世纪末。

如果没有中国北方12个世纪之前发明的这种技术的长期传播，那么西方社会就既不可能懂印刷术，又不会出现近代社会。传说中认为，造纸术是由年怕罗斯战役中被阿拉伯人俘虏的战俘向他们传授的。事实上，中国在河中地和波斯的影响，要早于8世纪初叶，中国纸张的制造者、纺织工、金银匠和画家，在阿拉伯征服时就已经定居在库法（巴格达西南的卡尔巴拉）和撒马尔罕了。虽然中国军队与阿拉伯骑兵在河中地与喀尔巴什湖以南处于互相对峙的战争中，但这不会妨碍中国人与穆斯林教徒之间建立政治联系。一个无疑是由波斯人和伊拉克人组成的军团，于年被派往甘肃，以援助受到安禄山叛乱冲击的肃宗皇帝。

此后不到50年，在唐朝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缔结了一项反击吐蕃人对西域进攻的盟约。哈里发诃伦（Harnal-Rashid,~年）年遣使抵达长安。但通过西域的这些外交关系，与年建成巴格达之后，在印度洋并一直到达西域伊斯兰社会的航海发展是同时代的。自从大马士革迁都到巴格达以后，由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口锡拉夫出发赴印度、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方的海上旅行就便利起来了。中国沿海地区与印度洋之间的贸易交流，涉及到了豪华奢侈品（到达时带着象牙、神香、犀牛角和黑奴，离开时携带丝绸、香料以及主要是福建制造的瓷器）。

结语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