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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友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年1月22日晚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习主席出访中东的最后一站。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4年再次访问伊朗引起了中伊两国的广泛。

1月22日，习主席也在《伊朗报》发表了题为《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文中指出：“我们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密切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方面交往，深化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合作，不断增进政治互信，丰富战略关系内涵。”

值得注意是，中国要在此次访问伊朗之际，与其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就是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说到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第一，什么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为何要与伊朗建立这样的关系？

什么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了解释第一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自上世纪80年代奉行不结盟政策开始，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什么。因奉行不结盟政策，至今中国都没有正式的盟友，但没有盟友不代表来者不拒，也不代表一视同仁。

这就好比你奉行“不结婚”的人生政策，但你也会有“最爱的那个女朋友”，“一般喜欢的女朋友”，“将将够用的女朋友”，“想起来就后悔的女朋友”，一样的道理。

年起，中国开始对建交国分门别类，也即分档次，起步是“单纯建交”，然后是“睦邻友好”，再其次是“伙伴”，更高级是“传统友好合作”。后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逐渐发展成一套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体系。

截止年1月，中国建交国分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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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至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又增加了埃及、沙特和伊朗等国。从上图可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处于第六档，也就是说处于中间位置。事实上，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上图13档分为三大类，分别为1-4，可以理解为不错的伙伴关系；5-9，不错的战略伙伴关系；10-13属于特设关系，如俄罗斯，美国和日本。

由此可以看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其二，这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其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这是一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

为什么是伊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允许笔者引入一个概念：准联盟。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孙德刚研究员的研究，他认为国际关系舞台上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界定为“准联盟”（Quasi-alliance），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合作关系，准联盟外交（Quasi-allianceDiplomacy）就是政治领导人运用非正式安全管理机制与伙伴方开展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协调与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和行为。

因此，根据该定义，可以将中国与建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分类（5-9）等同于准联盟。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中国与某国建立准联盟的动机是什么。

笔者认为，国家在选择联盟或者准联盟这一外交行为时，其主要目的就是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那么国家所选择的盟友及其产生的影响就是一种资源，笔者称之为隐性的“资本”。

笔者将准联盟外交的“资本”分为以下五个衡量标准：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军事资本、战略资本和意识形态资本。一国在开展准联盟外交时，选择准联盟盟友的标准就是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

图片来源：自制截图

所以，如果盟友的综合资本大于零，称之为准联盟的“资产”；如果等于零，则称为零资本；如果小于零，则称为负债。第一种情况，即如果对象国构成资产，则倾向于发展为准联盟关系；第二种情况，即为零资本，则双方倾向于发展成一般的政治伙伴关系；第三种情况，即负债，则双方倾向于发展成一般关系，仅限于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其中：C代表盟友的综合资本。

第一个阶段是-年，年8月16日年中国和伊朗建交，从此中国和伊朗的关系走向正常化。

这一阶段的国际环境是，美苏冷战继续，苏联的军事实力相对美国略占优。同时，中苏关系恶化，美国为了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的劣势，尼克松访华打开了对中国的外交之门，与中国建立了准联盟关系，此时伊朗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仅次于以色列的“桥头堡”。

为了改善中国的生存环境，毛泽东自20世纪60年代末就放弃了文革时期的革命外交，进而恢复了务实的外交路线，并提出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决定与中东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伊朗处于“一条线”的中间点，地位重要，中伊关系遂升温。

-年间中国和伊朗领导人进行了互访，并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以年双方的经贸额万美元为基准，年、年、年、年分别增长了6倍、10倍、14倍和20倍。年以前的贸易主要由两国政府出面签订，而且以伊朗货币里亚尔结算。从年起中国开始以欧佩克的价格，用硬通货币购买伊朗石油，年和年的购买量分别达到20万和30万桶。

第二个阶段是从年至年，这一阶段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霍梅尼阶段，这一时期，伊朗新生的伊斯兰政权和国内外敌对势力作殊死搏斗，摧毁君主制国家机器。在外交上推行“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霍梅尼政府对美国大使馆的人质事件，美伊关系急速下降至冰点。

由于中国领导人曾在伊斯兰革命前夕访问伊朗巴列维政权，致使中伊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在伊朗革命后一段时间内相当冷谈。但是随着两伊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伊朗国内政局开始动荡，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在伊朗外交政策上，现实与实用主义逐渐占主导地位，这为中国修改对伊战略、主动改善中伊关系提供了机遇。这一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使得中国开始奉行以反霸、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的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战略，因此，中国在两伊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也没有参与安理会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第二时期：哈梅内伊阶段，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北京发生政治风波，霍梅尼逝世，中国受到西方制裁，同时伊朗也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对于西方国际的制裁，中国对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进入到90年代后，邓小平对当时的国际环境进行了准确的评估后得出结论：此时的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时期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坚持与世界各国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关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同时，伊朗国内也进行了较为温和的政治改革。在外交政策上，同一切国家（除了以色列）发展外交关系。这一阶段中伊两国在政治、经贸和文化领域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轨道。年5月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开启了中伊两国外交关系新的里程碑，为90年代中伊关系的顺利发展拉开了序幕。年6月22日中国政府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表了《联合公报》。

第三个阶段：年至年，进入21世纪以来，中伊关系的发展进入以能源等经贸领域的发展为重心。

新世纪中伊关系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加上对能源巨大需求和广阔产品市场的渴望。中伊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两国间开展以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自“9?11”事件后，伊朗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将伊朗列为“恶心”国之一，再加上年浮出水面的伊朗核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所以这一时期中伊关系不温不火。

第四阶段，年鲁哈尼上台至今，中伊关系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双方高层交往不断，习近平主席与鲁哈尼总统在国际场合多次会面，年鲁哈尼总统还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鲁哈尼总统就全面发展新时期中伊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层互访有力地推动了两国经贸合作。中伊双边贸易额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几千万美元增长到年的亿美元。中国已连续6年保持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年7月伊朗核协议达成，紧接着年1月，欧美等国全面解除制裁。

然而几乎在同时，美方又对伊朗推出一系列新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17日发布声明，将“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11家企业和包括伊朗公民在内的数名个人加入制裁黑名单。总之，美国成为制约中伊政治安全领域发展的重要变量，但中国与伊朗在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继续向前发展。

第一个阶段，中国和伊朗可以界定为“特殊关系”，也即准联盟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对伊朗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条件有如下几点：

首先，国际权力结构明晰，具有竞争性的权力集团——美苏两大集团；其次，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关切和战略契合点。最后，安全威胁和国家利益是中国选择准联盟外交的内部原因。

从“联盟的资产论”层面上看：在政治资本维度上，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属于“弱势群体”，国际地位低下，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保持冷淡的态度，所以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最重要和最忠实的合作伙伴，而伊朗又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能为中国提升话语权，从而能为中国增加必要的政治资产；

从经济资产维度上看，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就是寻找稳定的石油供应国，并且具有价格优势，在中国的眼中，伊朗在构建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伊朗既是石油大国，也是天然气出口大国，而中国的能源需求很大，所以对中国来说，伊朗具有很好的经济资产；

从战略上来看，由于当时美国和伊朗也是事实上的“盟友”，这样就为伊朗增加了很强战略资本，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最后，70年代毛泽东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外交政策更加实用和务实，所以即使两国意识形态有差异，但对两国的发展没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综合考量以上要素，这一阶段，伊朗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资产”，所以是一种准联盟关系。

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至第三阶段期间，中国从对两伊战争的中立外交，到现在的伙伴外交，逐渐地放弃了对伊朗的准联盟外交。

从准联盟的形成条件看，共同的外部威胁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原来的苏联转移到了美国，同时也存在竞争性的权力集团。但如果从准联盟的资本层面考虑，伊朗对于中国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战略资本均下降了。

从政治资本上看，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在核武器开发上，中国不宜与伊朗保持很强的政治关系，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负债”；

从经济上看，虽然西方的经济制裁一直在持续，但中伊两国的能源合作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仍然是“资产”；

从战略资本上看，虽然伊朗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如果发展成准联盟的关系，由伊朗自身在国际上政治地位下降，还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中国会容易“被牵连”，从而造成在国际舞台上行动困境。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就目前来说，中国主要以经济发展为首要，而伊朗对安全的追求更大。

所各自的战略求的契合点并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这一时期，伊朗对中国来说，总资产趋向于“零资产”，为一般的伙伴合作关系。

进入到第四阶段，也就是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上台后，伊朗由内至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伊朗核协议的达成，伊朗也因此得以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对中国来说，政治上，现如今伊朗已不是过去10年里欧美等国心中的“麻烦国家”，且伊朗对于中国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可以起到一定帮衬作用；经济上，除了传统的油气和石化合作，也可以对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

总之，现阶段，无论从政治资产、经济资产，还是战略资产和军事资产等角度来看，各项指标都显示为“正”，也就是说伊朗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构成“资产”，满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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