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旧帖一篇，刘新老师课堂上推荐文章之一。伊朗革命的倒退，大概是“违背发展规律”的典型案例之一。也许，“进步”、“倒退”这种知识分子主视角本身就错了呢？

-年间的伊朗革命，对于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措施为何失败、伊斯兰革命为何胜利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国内外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从一场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进步运动演变成为一个倒退的宗教革命，却值得思考。

年起伊朗国王巴列维推出了一系列称为白色革命的改革计划，在年以前，由于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经济繁荣，白色革命带来的许多问题都暂时被掩盖下去。年以后，随着国际油价下跌，国内军费开支过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众的情绪开始反弹，加上对政府官僚贪污现象的弥漫、国内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政党设立的严格限制等专制措施的不满，而导致了伊朗反对派的行动。而巴列维此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者则是国内的宗教保守势力，而本可以作为国王依赖力量的赞成世俗化与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却又被国王推到了对立面，当时首相的弟弟，伊朗长驻联合国代表费雷敦.胡韦达后来回忆到：“书报检查制度和限制作家言论自由，根本不能鼓励伊朗社会开明，它把知识分子赶到反对派的行列”。（伊朗，费雷敦.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版，第79页。）

伊朗伊斯兰革命最初并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场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的改革运动。后来的革命领袖霍梅尼当时还只是全国性的六、七位阿亚图拉中的一位（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什一派中最高的头衔，意为真主的代表），当时他还不具备领导核心宗教领袖的地位。在年国王提出白色革命，实行土地改革，推行取消妇女带面纱等世俗化措施时，霍梅尼等宗教保守势力强烈反对，在巴列维国王的压力之下，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在国外流亡的15年间，尽管他与国内的支持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在偏僻地区和神学院中有着大批的支持者，但在国内首先发起反政府运动的却是以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以及大学生为主的政治力量。

初期伊朗的民主运动始于年3月一个报社编辑给国王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对政府提出了系列建议和批评。随后许多著名的律师、作家、艺术家跟进，开始联名上书，要求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并要求在普选基础上成立对宪法负责的政府，这一时期运动的主力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以律师、作家、教师，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自由运动组织。自由运动以反对国王专制、争取民主自由为运动纲领，虽然自由运动中有宗教人士担任领导核心，但是这宗教人士却是持温和、世俗立场的。自由运动既反对国王专制，更反对神权对世俗国家的干涉。他们认为未来的国家应该是一个世俗而民主的国家，国家由职业政治家和专业人员来管理，政教分离，宗教不应干预政治。这一派自由运动受苏联异议人士影响，不主张以极端的方式反抗巴列维政府的专制，而寄希望于通过作渐渐的改革而过度到民主社会，实现现代化。面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国王相应的也做出让步，巴列维任命了一个倾向于民主的人士担任首相，并承诺做出进一步改革。如果这个时候，国王和运动的参与者在体制内进行谈判和妥协，伊朗实现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这场自由运动立即被流亡在外的霍梅尼敏锐的抓住，年7月，他在给国内的宗教信徒的讲话录音中指出：“要抓住这一机会，向全世界宣布国王的罪行，而谁也不会受到惩罚”。（穆萨.M.米拉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西点出版社，年版，第页）当年10月底在国内的霍梅尼之子突然死于心肌梗塞，许多人认为这个是国王的特务所做的手脚，反国王的宗教人士借这个机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纪念哀悼仪式，并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伊朗国内局势处于紧张状态，这时任何不理智的行为都可能激化形势。而这个时候国王又未能将自己对霍梅尼的痛恨的个人情绪加以控制，年初国王指示当时的新闻部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污蔑霍梅尼是“一个有着印度血统的外国人”的文章，文中暗示他是印度、英国、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从这些国家手中领取活动经费。国王不明智的举动激怒了宗教界人士，刺激了本因霍梅尼儿子死去就已激化的情绪，在国内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国王游行。政府对这些游行采取了强硬手段进行镇压，发生了流血冲突，死亡大约70多人。但是这时，矛盾并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国内温和派的宗教领袖也只是象征性的谴责了政府的行为，并号召为死难者祈祷而已，并未要求推翻国王的统治。

关键的转折点是在八月的一个星期五，在伊朗石油城市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突然发生了一场大型火灾。在这场大火中，共有约人被烧死。虽然这是一起突发事件，但是民众却坚持认为这是国王的特务组织所为。因为当时电影院放映的是一部较为前卫的片子，再加上消防队员迟迟不到，这更加加深了人民的疑惑。国内谣言四起，有的说是警察加电影院的太平门加上锁，有的则说是特务阻止人民前去援救等等，更有谣传说国王从以色列请来了特种部队镇压人民的游行。在这把大火下，公众的情绪立即被点燃。面对强烈的民众情绪，巴列维国王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他任命了温和派人士组阁、释放了大批政治犯、承诺开放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处理了在镇压中负有责任的军警，以缓和国内的气氛。

但是已经调动起来的民众情绪，是不会被精明的政治家所放过的，霍梅尼对国王的让步不屑一顾，反倒更加猛烈的指责说巴列维国王的让步只是为了获取一个喘息机会而已，他要求支持者们用更大的行动去展示当局的残暴，并发出推翻国王的起义的号召。在所有的阿亚图拉中，他的发言充满了火药气味，将那些温和派的声音给淹没。在他讲话的第二天，50万人在首都游行，高呼烧死国王的口号，局势立即又更严峻起来。

在形式恶化之下，国王认为协调让步再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强硬手段才能处理危机。他下令在全国主要城市实行戒严令，并下令对游行者进行镇压，在首都广场上的示威者，受到了坦克、直升机的攻击，反对派宣称有约上千人被杀死。至此，矛盾已变的不再调和，温和派的立场被激愤的情绪所淹没。在78年的七月、八月之间，霍梅尼成为这场革命的中心。整个局势已不再是以自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追求民主改革的运动，而演变成为一场宗教革命。

这次屠杀后，一直徘徊在运动之外以石油工人为主力的工人阶级开始加入反政府行列，革命的目标也就是明确的推翻政府。在10月份，流亡在巴黎的霍梅尼发出了总动员令，号召国内民众不要畏惧鲜血去抵制政府。这时虽然国王开始采取开放党禁、推行自由化等措施，但是在霍梅尼的“抛洒鲜血之后，你们将如先知一般上天堂”的号召下，整个国家处于失控状态，谈判已不再成为双方解决问题的手段。

作为最后一个手段，国王退位，并下令组织军政府来结束危机。但是在霍梅尼的不断号召下，国内各大城市，挤满了身着白袍，高呼“真主伟大”、“处死国王”口号的毫不畏惧的游行者，他们无惧军政府的坦克与机枪进行游行，反政府游行在全国演变成一个燎原之势。年初，霍梅尼终于获取了他的胜利，国王从王宫挖了一盒泥土后，不顾军队将领的挽留，留下一句：“我必须走，这符合国家利益”，亲自驾机离开伊朗，流亡海外。

国王离开后，伊朗举国欢庆，人民兴高采烈的认为专制的时代永远结束了。在欢迎霍梅尼归来的路的路上，人民高呼“天堂之门再次打开了”。果真如此吗？世俗而专制的巴列维王朝终结了，神权同样专制的伊朗开始了。年革命后的伊朗，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它却是倒退了。如果在年的运动浪潮中，国王不做出刺激情绪的行为，在国王做出妥协的时候，改革派及时做出回应，不给极端分子以机会，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今天它就是以一个世俗而民主化的伊斯兰国家的形象而出现，给全世界的伊斯兰国家提供一个模范。

从伊朗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场运动在它发端的初期，运动最初的发起者们，他们自己也许都未能预测到运动会发展到超越他们自己的控制，并最后反过来吞噬自己。改革运动中的温和派们，他们只是希望通过体制内的逐渐突破，而带来国家的进步。而作为政权内部的开明派们，面对社会的发展，他们也知道必须做出改革才能维系自己的存在价值。但是在运动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在反对派中存在着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斗争，同样在统治者内部也存在着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而在运动的过程中，可能反对派自身或者当政者都会有失误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一旦发生，对于那些投机者们来说，则是最好的扩大事态的良机。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中，最佳的选择，就是当政者自上而下的主动做出改革，因为这个时候是当政者把握着主动权去推行改革，这过程中的变数不大，一切在控制的范围之内。其次则是下层通过压力，自下而上的去推动当政者被动的做出改革。这中间最为重要的就是妥协，如果双方都能适时的做出妥协，运动追求的目标可以顺利达成。“有利于通过谈判进行转型的政治机会不会无限存在下去，一旦机会来临，就要抓住机会并迅速解决中心问题。如果没把握，就妥协。”（美国，亨廷顿：《第三波》，三联书店，年版，第页）如果这个过程中双方的一些不明智之举导致局势失控，妥协成为不可能，改革就会背离了方向，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革命，这正是那些历史的投机者们所期望的。

伊朗革命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在长期的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民众中会产生一种暗示心理，一旦发生任何突发事件，不论是自然的或者还人为的，他们想当然的会认为这些事故的发生的罪责在于当政者。在民主体制之下，由于言论的自由，民众的怨言可以得到发泄，民众的心声得到表达，一个个体的充分的表达自由，则会在政府中产生互动，相应的会有政策去实行。而民众在表达自由之下，不会盲从，也不会去选择激进的方式解决问题。言论自由缺乏之下，当政者与民众之间缺乏的是交流与沟通，下层民众是国家中被隔绝的孤岛，长期的怨言在民众心中培养的是对一切先存制度的反感和痛恨，这个时候一个导火索就会引爆情绪，感情压倒理智。

这个时候，如果民主运动中的投机者把握住民众的心理，推波助澜，改革的追求就会演变成激烈的革命，而激烈的革命洗牌之后，唯一的得利者则是那些投机者们，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失败被赶下台后的执政者，等待他们的命运都是清算。伊朗的黑色星期五事件，今天我们任何人也不会判断国王在那个形式之下去放把火烧死人民，而在情绪蔓延的当时，发生的一切的事故，想当然的民众就认为是你当政者的错，不需要你的任何解释和理由。开放言论自由，疏通民意，比在政治体制上做出大的改革更加容易，也阻力更小！民众的心声就是一把火，你是把它堵塞在它心中，等到将来燃烧成一把不可扑灭的燎原之火？还是今日，在它尚是火星之际，加以疏导，何重何轻，任何明智的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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