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扬州佛教

扬州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较早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这座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古港，中国古代有两条丝绸之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公元前六世纪前后起源于印度。佛教从印度经陆路传入中国，而经海路到来的僧侣则使佛教在中国的地位更加牢固，并由此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一、隋唐扬州佛教文化传播的经济与交通资本

7世纪以后，南方各天然港口推动的海外贸易重塑了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往来关系，商人们的注意力从横跨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

扬州古港

除去先天地理条件，随着隋代运河的大规模开凿，扬州迅速发展起来。《隋书》记载，开皇七年()夏四月，东南经射阳湖接邗沟，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隋炀帝大业四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万，又从板渚(河南汜县东北)引黄河水通淮河。大业六年()冬十月，在这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上，扬州位居长江与江南、江北大运河的交汇点，也是南粮北运的重要中转站，为扬州城跃升为唐代仅次于两京的经济文化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时扬州东距海却只有五百里有奇，东南距海更近，才四百里挂零。当时海岸在盐城县东。北宋时范仲淹又踵其故绩，于泰州城东修捍海堰。唐代扬州距海不是很远。”因为离海口比较近，船舶是可以直接到达城下，之所以扬州能够成为对外贸易的口岸。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的要点，由南海来中国的外国贸易船，除了行进广州以及福建外，又向北行进扬州;南洋各国的贸易船虽然都以行进广州贸易为多，然后才能利用运河的水路交通线，分配于北方各地。因此，扬州不但有南方盐、茶、药材各货。

扬州释教的发展

公元前1世纪，释教自印度来到伊朗和中亚各地，再经过地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此景象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统一社会在文化上的需要，更是南北运河经济发展后衍生出的结果。建德六年()，北周武帝以佛教“废财伤民”“悖逆不孝”为由，宣布毁法。隋代的统一，结束了中国近年的战乱和分裂的同时

晋王杨广在扬州任职期间，除了息武兴文，汇编关于礼仪巨著《江都集礼》，团结江南文人，更以发展佛教的方式，加强南北文化的交流。据南宋天台宗僧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及僧士衡《天台九祖传》所记，高祖开皇十三年()，杨广在扬州设千僧会，从天台宗的四祖智顗受菩萨戒。此前近三个世纪里，随着南陈的覆灭，隋炀帝杨广着手另建一都替代原本的建康。最终他选择了长江。

隋唐时期扬州佛教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

至唐朝，政体继续在江北运河的整治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保证了南北大运河的全线沟通。安史之乱之后，大运河更从有益的补充手段变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命线。运河畅通之后，运河带来的经济利益令生活在扬州的来自南方和北方的上层人士愿意把大量土地和财富施舍给寺院，并经常把自己的宅院用于做佛事，宗教生活成了扬州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不仅如此，鉴真东渡弘法，一路是通过运河沿运河沿线传播，交通航道带来的经济繁荣更令扬州成为新兴的东亚佛教世界的重镇。

二、扬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港口

扬州是佛教在中土传播较早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扬州的沙门是可以从西到北边去拜师求学，唐代扬州不仅是连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更成为佛教东渐的起始港。

扬州沿海丝建立起的中日佛教关系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隋唐时期由北而南兴起了登州、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一批沿海港口城市，往来海上丝绸之路求法弘法的僧侣从这里启程或登陆。作为新罗使节、日本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登陆、经停的主要城市，扬州与日、朝建立起独有而稳固的佛教关系。

日僧圆仁跨海求经

鉴真东渡之后，跨海求经的学问僧众多仁和天皇承和元年()正月，日本任命了以藤原常嗣为大使、小野篁为副使的遣唐使团，随行请益僧圆仁携带延历寺

隋唐时期扬州佛教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

马越未决的疑义三十条入唐，请求唐朝高僧给予解释”此次遣唐使中的学问僧人才济济，圆行、圆仁、常晓、义澄、真济等都在其中。唐开成三年()七月初二，船队抵达扬州海陵县，再向西，经江阳县禅智寺前桥进入扬州罗城，寄住开元寺。

在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奏报朝廷后，只准大使等少数人入长安，其他人原地待命。留在扬州的常晓进入栖灵寺学习密宗，次年又谒华林寺大德问学三论宗义。圆仁则在开元寺求法，跟随宗叡学习梵书，又跟从全雅受灌顶礼及金刚界等诸尊仪轨等大略。可是，他要求巡礼天台山的申请却未被批准，只得于开成四年()二月和常晓一道随遣唐使从扬州踏上归途。

圆仁不甘心就此回国，途中伺机逃脱，常晓则携带典籍31部36卷回到日本。开成五年()，滞留中国的圆仁又向官府申请巡礼五台圣地，圆仁被命还俗，离开长安。宣宗大中元年()六月廿八日，圆仁再到扬州。在扬州停留三四天，最终携佛教经疏、仪轨卷(包括在扬州求得的部卷)以及法物多种(包括在扬州求得的胎藏金刚两部、曼荼罗诸尊坛样、高僧真影及舍利二十一种)自山东登州赤山浦渡海回国。

日齐衡元年()，圆仁受封为第三代天台座主，撰写了《苏悉地经略疏》《显扬大戒论》等著述近百部。日贞观法挥六年()，71岁的圆仁在京都延历寺圆寂。两年后，日本清和天皇赐圆仁“慈觉大师”谥号。圆仁之所以在中日佛教史上名垂不朽，也因为他留下了一本游历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史料。此书卷一记载了圆仁入唐的第一站扬州，书中生动描述了扬州城的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寺院、出产饮食、经济交通及民间习俗等，不仅成为研究唐代扬州佛教的重要资料，也成为扬州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新罗崔致远佛学化

隋唐时期也是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而后新罗统一的时期。彼时作为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受到了近邻各国的学习和仿效。前文提到，新罗僧义湘大师入唐学法，事实上三国末年以及新罗统一后，入华僧人数比其他各个历史时期的入华僧人数的总和还多。不仅仅是僧侣，前来学习的留唐学生更是不绝于途，被称为“东国儒宗”的崔致远就是之中的佼佼者。

崔致远12岁随商船自新罗入唐，在东都洛阳国子监接受正统儒家教育，后得中“宾贡进士”。广明元年()，崔致远来到扬州，投入高骈淮南幕府，先后被委以文书、都统巡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职。

中和四年()秋，以淮南入新罗兼送诏书国信等使身份回国。崔致远自称“儒门末学”，归国后积极传播汉文化，完成了记载有扬州文化大量珍贵史料的二十卷《桂苑笔耕集》，献给新罗宪康王。《桂苑笔耕集》带有浓郁的扬州地方色彩，共收入崔致远在淮南幕府时候的公私应酬文章篇、诗篇60首。

崔致远在扬州为官四年，不仅所写《檄黄巢书》天下传颂，更参与乾符六年()前后在扬州修筑唐罗城、羊马城的工程。此时的唐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而扬州却商贸活跃，生活富足，佛音悦耳，僧侣云集。《桂苑笔耕集》里使用了“十地”“火宅”“演迦叶之真宗”等佛教用语，集内涉及佛教的有七篇，数量虽不多，却能够反映出崔致远在扬州接触到了各种佛教宗派，并对于佛教有了初步认识的思想。

如在《天王院斋词》中，崔致远代高骈表达出希翼借助佛的引领与庇佑，在乱世之中护持统治、教化众生的思想。在《求化修大云寺疏》里，崔致远借重修鉴真和尚出家祖庭，扬州是崔致远旅居唐朝十六年中成就最为辉煌的地方，在这个拥有特殊地理位置和优越交通条件的城市，其佛教的发展对内扩散到整个江淮地区，覆盖中国东南，

对外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当地更是寺院众多，海内外僧侣络绎。浸润在这种环境中的崔致远回国后以儒佛同根的观点精研佛法，为新罗王室、寺庙撰写了大量佛事文书，包括最著名的《四山碑铭》，最终“带家隐加耶山海印寺，与母兄浮图贤俊及定玄师结为道友，栖迟偃仰以终老焉”作为正宗的儒者，崔致远的佛学化为扬州佛教东渐提供了另一种渠道。

三、结语

扬州佛教文化的传播建立在这座城市经济繁荣与交通航道便利的基础上。作为隋唐时期最繁华的南北水运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枢纽，扬州财力的雄厚、物质的丰腴以及文化的发达，均是全国其他城市望尘莫及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才会产生，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单纯的贸易之路，它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交流之路，这种持续千年的交流对于沿岸各国各地的影响是至深的。仅扬州一地就留下了多种佛教史迹，如大明寺、鉴真纪念堂、惠照寺石塔，它们见证了经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也为世界宗教传播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