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萨·巴列维（波斯语：??????????????，英语：RezaPahlavi伊朗皇太子，伊朗前国王巴列的长子）在伊朗之春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伊朗之春”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由于伊朗的神权极端分子牢牢掌握“革命卫队”之类的武装力量，示威者虽然英勇牺牲，仍难以撼动政权。

月5日，在美国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局势。美国大使妮基·黑利在会上说，这些抗议是“自发地表达基本人权”，并“强有力地展现了勇敢的人民，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压迫，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挺身抗议。”她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审查伊朗公众舆论，并重新允许民众登陆互联网。

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说：“我们有充分的授权追究那些对抗议者施加暴力、参与内容审查或从伊朗人民行窃的人的责任。对当局的受害者，我们要说：你们不会被遗忘。”

在“伊朗之春”期间，颇有一些山寨自由派自媒体在鼓吹一种人民愚昧论：伊朗人民犯了多么大的错误，伊朗人民真是“满拧”，当年用八抬大轿把毛拉抬回来，现在又要赶出去……

持此论者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傅x彬之流。本号那时忙着阐发“伊朗之春”运动的民族主义特征，没空理会这些蠢材。现在回过头来教训这些无识之谬种。

自由派之所以脑残，盖出于好读书不求甚解，把土鳖教科书里的“人民决定论”奉为金科玉律。明白人都知道，历史不由“人民”决定已经有几千年了。这几千年来，决定历史的是暴力，是有组织的暴力，是暴力组织。蒙古、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就不是人民决定的，而是鞑靼、诸申的暴力组织决定的。唐太宗、宋太祖黄袍加身，也不是人民决定的，是通过暴力组织决定的。所不同者，一个是好的暴力，一个是坏的暴力。一个是野蛮屠夫，一个是文明守护者。极端主义者、屠夫们一旦建立了坏的暴力政权，只能靠好的暴力来推翻它们。

手无寸铁的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是无可奈何的，只能逆来顺受，只能“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鼓吹“人民选择论”、“人民决定论”，再进而鼓吹“人民愚昧论”的，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历史的通例是不会失效的。所以伊朗的问题也是一样。上次我们温故了伊朗古代史，这次我们来了解一下伊朗现代史，这里面很多东西是官方教科书和蠢坏骗傻们没告诉你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统治伊朗的是一个突厥人建立的卡扎尔王朝。卡扎尔人是西突厥奥古斯部落的一支，灭亡了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人也出自奥古斯部落。众所周知，伊朗的法统是波斯人居鲁士大帝，道统则是火祆教。对于波斯人而言，灭亡了他们帝国的阿拉伯人是西戎，在阿拉伯之后僭政的突厥人则是东胡。

二十世纪初，英国和俄国争夺伊朗。波斯人军官礼萨·汗乘机发动政变，推翻了卡扎尔王朝，建元巴列维王朝。礼萨·汗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恢复了波斯的法统，“巴列维”是古代伊朗的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的波斯语拼法。他还效法凯末尔，在国内实行西化改革，借此革除伊斯兰教陋习，把西方的现代文明与波斯民族主义相当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内阁里还有许多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德国元首的“雅利安人种”学说影响，于年改国号为“伊朗”，就是波斯语“雅利安”的意思。

二战爆发后，礼萨·汗宣布伊朗中立。英国强迫礼萨·汗驱逐德国人、与轴心国绝交未果，94年，英苏军队入侵伊朗，因伊朗与苏联接壤，此举实为打通盟国对苏联的陆路交通线，帮助苏联对抗元首的大军。礼萨·汗被迫退位出国，其子礼萨·巴列维继位。二战之后，英美军队撤出伊朗，苏联军队却赖着不走，引发自由世界舆论大哗。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迫于舆论，以默许苏联吞并阿塞拜疆为条件，让苏军在年4月撤离伊朗。此前一个月，邱吉尔发表了那著名的铁幕演说。

苏军虽撤，不代表苏联就此放弃干涉伊朗内政了。相反，苏联换了一套手法，支持左翼人士摩萨台当首相，抗衡右翼的礼萨·巴列维国王。当时伊共（人民党）在苏联的授意下，强力支持摩萨台当首相，煽动民意，推动石油“国有化”，将石油企业从英国人手里抢夺过来。

以“国有化”的名义抢劫欧美企业的资产，是苏联主义一脉的重要特征。远如“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收英美资产，近如年某国颁布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年纳赛尔“国有化”苏伊士运河，七十年代阿连德“国有化”各大铜矿和90%的大企业、金融机构。摩萨台的“国有化”伊朗油田之举，也是非常明显的苏共路线。

不但如此，摩萨台还解散了王室的两大支柱：参议院和最高法院，还准备解散亲西方和保皇派占多数的众议院，还逮捕了大批支持巴列维国王的军官，还与伊共（人民党）密谋推翻国王。伊共则不停煽动学生工人示威，与反摩萨台示威对抗，暗中动员武装力量随时支援摩萨台。

在此危急之际，刚上任的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与第二次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商议后决定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伊朗国王巴列维早已洞察摩萨台是个亲苏分子，尝试罢免之而不能，当然支持英美保守派此举。中情局派遣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海湾战争“沙漠风暴”总司令四星上将施瓦茨科普夫之父）接洽国王，最终国王签署诏书，同意逮捕摩萨台。

但消息不密，被摩萨台反先一步，于年8月6日占领了军队总部，解散了宫廷卫队，全盘控制德黑兰。摩萨台的心腹在电台里发表一系列演讲，称国王为卖国贼，左翼报纸还要求绞死国王。国王不得已乘飞机伦敦。伊共（人民党）宣布成立“反殖民的人民阵线组织，要求废除君主制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并将美国势力赶出伊朗”。

中情局立即公布了国王的诏书，并请求巴列维国王发表演说，强调他并未退位，反而解除了摩萨台的职务。中情局行动队一边动员军队支持国王，一边发动示威，集合了数千士兵和几十辆坦克围攻首相府，摩萨台最终被迫投降。巴列维国王重回德黑兰。

这是苏联第一次以白手套代理人方式干预伊朗内政失败。

伊朗与苏联接壤，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对于苏联而言，这个邻国变成卫星国，好处显而易见。对于美国而言，只要伊朗政权持续亲美，就堵住了苏联就向中东的陆路输出。七十年代初，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在波斯湾地区推行“双柱”政策，目的就是将伊朗和沙特打造成美国中东战略的两大中流砒柱，遏制住当时处于极盛期的苏联军事扩张。而苏联希望加强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无论如何也企图拔掉伊朗巴列维政权这根眼中钉肉中刺。

实际上，苏联对波斯和中东伊斯兰世界输出革命是“渊远流长”的。“十月革命”后的一个月，即97年2月7日，苏俄政府公布了列、斯亲自起草的《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声称：“俄国的伊斯兰教徒、伏尔加流域和克里木的鞑靼人、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吉尔吉斯人和萨尔塔人、南高加索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高加索的涅涅茨人和山民，你们所有的清真寺和礼拜堂都被毁坏了，你们的信仰和习惯被沙皇和俄国的压迫者践踏了！……你们的权利和俄国所有民族的权利一样，都将受到革命和革命机关——各级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力保护！”

接着号召东方伊斯兰教徒和伊斯兰国家起来“革命”：“东方的伊斯兰教徒、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欧洲贪婪的掠夺者几百年来出卖了你们的财产、你们的自由和祖国。发动战争的掠夺者设想瓜分你们的国家”；“立即起来打倒你们土地上百年以来的占领者吧，你们应当是你们国家的主人”，“因为你们的命运是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其中还特别对波斯和土耳其两国作出保证：“君士坦丁堡必须归伊斯兰教徒所有”。这份文件实际上已经证明，苏联的国策就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携手，驱逐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势力。

年，苏俄红军击败了英国远征军，控制阿塞拜疆全境。同年5月，苏俄里海舰队陆战队在伊朗北部沿岸小镇登录，并迅速控制腊什特地区。一个月后，伊朗正义党在此地召开大会，正式改名为伊朗共产党。伊朗森林人游击队改名为“波斯红军”，游击队大头目库切克汗宣布成立“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腊什特。

94年，英苏入侵伊朗后，分南北而治，一大堆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苏军羽翼下应运而生。苏军撤离后，这些组织潜伏了下来。年，伊共（人民党）策划暗杀国王失败，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遭到取缔，领导人大部分被捕判刑。但人民党的影响力和严密的地下网络组织仍在。它们支持摩萨台的“国有化”，以摩萨台为先锋，挑战国王。

摩萨台下台后，当局严厉打击伊共。年连续端掉了人民党的“军事部”和“青年部”，基本结束了伊共对军队的渗透。但伊共不甘心失败，在五十年代末煽动一系列大规模工人罢工。

60年代初，美国民主党肯尼迪政府开始施压，要求伊朗“民主化”。于是巴列维国王不得不搞“白色革命”，一边大力发展经济，一边大踏步地推行政改，土地改革，准备普选，放纵媒体……不过，在强敌之侧搞“民主化”，注定了最终收获的不是民主，而是极权。

另一方面，年起，伊朗左翼势力受腊肉影响，日益左倾化。人民党部分成员在“鸡苏论战”中背弃苏联，反对赫鲁晓夫的温和政策，另立“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山头，在阿尔巴尼亚召开“一大”，决定要用恐怖主义推翻巴列维王朝。

年，“伊朗人民穆加黑丁”（即“人民圣战者游击队”）宣布成立。年7月，一支名为“武装革命运动”的游击队在德黑兰抢劫两家银行，制造社会不稳定。97年月，这支游击队在德黑兰北部马赞德兰省西阿卡尔(Siahkal)村袭击警察部队。该组织被军队击溃后，两名队员又成立了“伊朗人民费达依”(即“伊朗人民敢死队游击队”)。

从年开始，“伊朗人民穆加黑丁”派遣大批成员到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接受作战训练。97年0月2日，巴列维国王举行庆祝波斯君主制周年典礼时，“伊朗人民穆加黑丁”在国内发动袭击，炸毁了多处大坝和电厂。

另一方面，伊朗国内的毛拉（阿訇）阶级历来看不惯巴列维王朝。毛拉们将突厥和阿拉伯时代政权视为正统，而把巴列维和波斯传统视为异教徒，认为国王是篡位者。老毛拉霍梅尼把准了美国民主党的脉搏，口口声声伊朗要民主就必须推翻巴列维的君主制，口口声声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政府、实行了沙里亚法之后就会民主了。

所有夸大了毛拉们对推翻巴列维的作用的宣传，都是明显失实的。在巴列维的世俗政权鼎盛时，毛拉们虽然是个祸害，但远不足以动摇国本。

真正使巴列维黯然下台的原因只有两个。

一个是伊朗极左势力的颠覆活动。一个是美国民主党卡特政府的叛卖。

在苏联的授意下，年6月，伊共（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十五大”通过全新斗争纲领：团结伊朗各种“民主”力量，推翻巴列维王朝。

大会通过的文件规定：“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力量,以实现上述目标；(2)利用我党是推翻专制统治的主要力量这一有利地位，为了共同的目标去争取和团结群众;(3)善于利用统治阶级及其阶级基础的内部的矛盾和冲突；(4)使所有政治反对派，不论其社会倾向和区别如何，围绕着共同计划和方针而团结在一起。”

从此，伊朗左派、自由派、毛拉们正式携手，为推翻巴列维而共同奋斗。极左派的游击队不断地发动暗杀、恐怖活动、巷战叛乱；左派和自由派的中坚力量在城市煽动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并利用自由派媒体攻击现政府是“专制统治”；毛拉们不断在清真寺里进行政治讲演，鼓励信徒们反对国王。

而在年上任的美国民主党卡特政府，面对盟友伊朗国内发生的疯狂一幕，先是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不支持巴列维国王。其后，于年月，卡特授意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向华盛顿发回了一篇题为《想人所不能想》(“ThinkingtheUnthinkable”)的长篇报告，要求美国放弃巴列维国王。沙利文还建议派一位高级官员到巴黎与霍梅尼直接会谈，向霍梅尼表明，在巴列维倒台后，美国愿意继续进行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售计划。

年2月7日，卡特在例行的记者早餐会上公开表示巴列维可能无法在动荡的伊朗继续执政了，说伊朗国王继续存在要由“伊朗人民决定”。这不啻于向伊朗反政府势力释放信号，美国对巴列维王朝采取“撒手政策”了。

不但如此，卡特还直接“劝退”国王。

年月中旬，卡特指示大使沙利文向巴列维传达以下信息：“美国政府认为，为了他本人以及伊朗的最高利益，他应该离开伊朗。”

巴列维在回忆录中写道：“沙利文说，我离开伊朗的时间已不再是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看他的手表。”

于是，巴列维国王不得不于年月6日登上飞机，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流亡开罗。

伊朗的雅利安民族主义复兴就此衰亡，波斯传统就此中绝。

以后的事就不必多说了，老阿訇霍梅尼回国摘桃子，与伊共左派争夺政权，成功上位，之后与美国民主党撕逼，再之后清洗苏派，巩固了神权独裁统治。

推翻巴列维国王之后，伊共、国际左派与霍梅尼之间存在一个长达数年的蜜月期。以上是两伊战争爆发后，第四国际发表支持伊朗的声明。

巴列维国王在年临终前曾说：“我的致命错误之一是盲目追随西方，相信美国的友谊。我让国家超出它所能接受的程度实行民主和现代化。”

他这话既有对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不可靠的不是整个美国，而是民主党。美国的两党政治导致了民主党上台与共和党上台的外交军事政策完全相反、背道而驰。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是宁可派遣中情局特别行动队发动政变，也要支持巴列维继续执政。尼克松的共和党政府也是全力支持巴列维国王的。而肯尼迪的民主党政府，则勒令巴列维搞“民主改革”，使遭受沉重打击的左派得以沉渣泛起（在冷战对峙、苏联扩张的前提下，在毗邻苏联的国家里搞“民主”根本就是个坏透了的主意，最终不但得不到所谓民主，反而让极权上台）。卡特则用“人权外交”对盟友伊朗施压，进而在关键时刻与左派合流，抬举霍梅尼阿訇，迫令巴列维流亡，重演了在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叛卖丑剧。

伊朗-波斯民族国家之祸，与他们的人民无关，只与苏联-伊斯兰联合阵线和美国民主党有关。

延伸阅读：

作者：叶永烈；来源：杂谈法言；人民网-文史频道

原文文摘自《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出版

原题《“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之死：无讣告，无悼词》（有删减）

年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在家中吃饭时，突然去世。根据叶永烈所著的《陈伯达传》记录，在陈伯达去世当时，身边陪伴的是其儿媳小张，她披露了陈伯达去世一瞬间的场景。另外，叶永烈为编著此书，在陈伯达去世前，曾对其进行过大量访谈。对于“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陈伯达不胜感叹地说：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年9月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

年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

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

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99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

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年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节，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因为我从有关部门得悉，年0月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医院。

于是，到了年0月7日，他的获释仪式，医院里举行。

上午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8年的期满之日……”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98年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年9月”，而是年0月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年0月8日被拘押，直至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年8月。

毛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年0月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年0月7日，不多天，不少日。

在年0月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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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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