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CSSCI来源期刊《外国文学研究》年01期

作者：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世纪东方区域文学年谱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

摘

要

在伊朗作家阿赫玛德·马赫穆德的长篇小说《菩提树》（年）中，菩提树崇拜作为一种“物崇拜”，隐喻了伊朗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宗教狂热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情况。小说描述了宗教狂热使宗教从个人内心的信仰转变为外在的“物崇拜”，揭示了宗教狂热背后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角逐。同时，全盘西化带来的物质主义“物崇拜”犹如菩提树的疯狂生长，成为掌控伊朗社会的新殖民手段。小说展示了由物质欲望建筑起来的“菩提树城”背后实际上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完全崩溃。像伊朗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如何既保持传统宗教文化的生命力，又不陷入宗教狂热，这的确是一道十分复杂的命题。小说表现出作家对伊朗现实政治和人类命运的深度关怀与观照。

关键词：阿赫玛德·马赫穆德；《菩提树》；菩提树；“物崇拜”；隐喻

《菩提树》（Dirakht-i-Anjīr-i-Ma’ābid）是伊朗老作家阿赫玛德·马赫穆德（AhmadMahmud,—）创作生涯的最后结晶，出版于年，分上下两册，共计页。小说出版后，赢得官方与非官方一致好评，获得年度伊朗小说最高奖“古尔希里小说奖”。伊朗评论家们对这部小说更是青睐有加，认为“《菩提树》以独特的氛围和题材出现，处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对立统一中，是对伊朗文学的再次挑战”（Homule18）。“《菩提树》从故事时间之中间部分开始，打乱了事件的逻辑顺序……在打破时间界限的同时，导致现实主义叙事走向超验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体现出作者天才般的创造力”（Moghaddam17）。的确，整部小说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中自如地来往穿梭，人物繁多，故事线索多头并进，就如同那菩提树枝叶繁茂又盘根错节，整部小说极具张力，界碑一般卓然屹立在伊朗新旧世纪文学更替之间。

一

反宗教狂热视角下的“物崇拜”隐喻

小说名为“菩提树”，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都围绕这棵树展开。一百五十多年前，这棵菩提树由一个外乡人从印度西孟加拉邦带来，种植在城市中央葱茏的园林中。这棵树本来就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榕树而已，树干长得歪斜扭曲，一天得不到灌溉就会枯萎，还从不结果。然而，在一百五十年的漫长历史中，这棵树疯狂地生长，根系抵达整个城市的犄角旮旯，牢牢地掌控着整座城市的根基；其树冠覆盖广袤的天空，扮演着城市庇护人的角色，似乎要把整座城市都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同时，来自民间的种种神秘传闻，逐渐给菩提树笼罩上神圣的光环，使之成为当地民俗文化中的圣树，具有灵性，全城百姓对之顶礼膜拜。人们为了治病，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扰，为了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难题，为了升官发财,如此等等，对之顶礼膜拜，在树周围点上蜡烛，施舍钱财，许愿，把自己的痛苦与祈愿用铁链绑在树身上。人们的迷信，一代一代给这棵菩提树编织着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人们盲目而狂热地崇拜这棵树，没有人敢对这棵树的神性提出任何质疑。

雅利安人都普遍有树神崇拜习俗，尤其崇拜根系发达、阔叶高大的榕树、橡树等。（弗雷泽,）对菩提树的崇拜，更是印度雅利安人的重要民间习俗。中国受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很深，这种树崇拜现象在中国寺庙里也司空见惯。按照惯常的说法：信仰源于崇拜，崇拜源于权威，权威源于恐惧，恐惧源于未知。因此，从惯常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树崇拜其实就是一种宗教迷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的话虽然是在解释宗教的性质，但同时也说明宗教是一种“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因此我们应当理解宗教对社会文化所起的作用。小说中，菩提树俨然成为一种掌控整座城市的权威，而权威的树立则是靠权力的操纵。面对权威，谁也不敢说亵渎玷污这棵圣树的话，谁也不敢迈步走出这棵树的生长范围。因此，从反宗教狂热的视角来看，这部小说反映了宗教迷信与权力角逐之间的张力。

整部小说故事正是围绕着对这棵树的迷信而展开权力角逐。小说核心故事之一是五代养树人与菩提树之间的依附关系。五代养树人实际上就是这棵树的园丁，表面上担负起了这棵树的养护责任，实际上是借这棵树在当地积聚自己的权势。第一代养树人最具幻想，编造了第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不断被添枝加叶。正如小说中人物沙布哈希（菩提树的旧主人）在家族墓地对自己悲伤的妻子说：“你要小心养树人，人们认可他的神圣性，也就是说，认可菩提树是神树。没错，他就是一个园丁而已，但他是我的菩提树的养树人。去他娘的！我这棵菩提树不结果，但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让老百姓深信不疑。并且，这种迷信越来越深沉。它不再如同其他树一样！现在，已经变成了人们迷信和权势的象征。因此，你应当认可养树人的神性，也认可这棵树的神性”（Mahmud90）。传到第五代养树人哈梅德，他把编造的神话镌刻在青铜板上，成为不容置疑的“圣迹”记录在册，安置在朝拜地的入口，让膜拜者们满怀虔诚地诵读，从而使自己的家族在当地成为神性的代表，并利用人们对菩提树的迷信和大量施舍而敛聚钱财和权势。

阿扎尔帕德家族的故事是整部小说最核心的内容。这个家族的第一代伊斯凡迪亚尔·阿扎尔帕德实际上是第一个将这棵树的神话权威化的人。作为当地大土地主，他从沙布哈希手中买下了这棵树及其周围六万平方米的土地，想为妻子儿女建造一座带有亭子的园林。亭子的设计位置刚好在这棵树旁，他打算砍掉这棵树，让建造亭子的地面更加开阔。由此形成养树人一家与阿扎尔帕德家族之间的权力争夺。养树人一家煽动当地迷信这棵树的百姓，纷纷前来护树，阻止砍伐这棵树。砍树与护树双方对峙，相持不下。这时，伊斯凡迪亚尔十分机敏地捕捉到当地百姓迷信这棵树的利用价值，于是改变主意，把亭子建在园林别处，并用铁栅栏把树围起来，将树周围五百平方米的土地捐赠给这棵树，作为人们的膜拜场所，并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应的捐赠书。还专门雇佣养树人一家继续做这棵树的园丁。由此，这棵树的神性得到正式确立。由此，养树人一家与阿扎尔帕德家族实现了利益共赢，权力共享。对这棵树的膜拜成为当地人的风俗礼仪，并且越来越盛大隆重。阿扎尔帕德家族作为这棵树的监护人，由此在城市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主宰权力，有十年时间享足了荣华富贵。

阿扎尔帕德家的园林设计师梅赫朗，不择手段地采用阴谋诡计，巧取豪夺了阿扎尔帕德家的所有家产及其园林的所有权，想在园林中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宫殿，其设计也是需要砍掉菩提树。当他面对固执狂热、无法战胜的膜拜者们，他同样选择利用这棵树，利用百姓对这棵树的膜拜。他让树留在原处，还为之建造了公共饮水喷泉，重新整修礼拜地，设置专门的灯台，把整个礼拜地整修得富丽堂皇，成为“菩提树城”。梅赫朗本人也以“菩提树城”建造者之名，在当地权倾一时。

养树人一家、树的主人阿扎尔帕德一家及其园林设计师之间利用人们对这棵菩提树的迷信而展开疯狂的权力角逐。迷信与欲望，欲望与权力，权力与迷信，两两之间既相互支撑、相互交织，又相互对抗。家破人亡的阿扎尔帕德家族长子法罗玛尔兹在销声匿迹若干年后，以苏非苦行僧（宗教导师）的身份出现，利用人们对菩提树的迷信与崇拜，号召人们起义。最终，“菩提树城”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从反宗教狂热的角度来看，小说全面展示了宗教作为人内心信仰一步步“物化”的过程。卢卡奇在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所谓的“物化”，就是指“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宗教学家史密斯认为：“物化就是在观念中将宗教炮制成一种物体，并逐步地将它构想为一种客观的、体系性的实体”（Smith51）。因此，宗教信仰的“物化”主要指原本存在于人内心中的宗教观念和相应的精神信仰被错误地当成了外在的客观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成为下一代人信仰发生的处境。

阿扎尔帕德家族的姑妈塔姬，是一位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置身于这种累积沉淀在当地民俗文化中的“物化”宗教的熏陶中，居然也相信这棵树的奇迹与神力：

塔姬·莫鲁克，星期二下午去朝拜菩提树，施舍许愿。她插好蜡烛，将几张纸币扔进许愿箱，然后战战兢兢地站在朝拜这棵东方神树的祈求队伍中。先是凝重地读青铜板、哭泣，然后点燃蜡烛，又点了两柱香，祈求：请让法罗玛尔兹在高考中如愿进入医学院吧。祈求：指引他上正路吧。静静地流下眼泪，说：满足我的祈求吧！赐予满足吧，东方神树啊，慷慨大方之主！我希望法罗玛尔兹能成名，能重新光耀伊斯凡迪亚尔汗的声名！满足我的祈求吧。我将施舍两头羊给饥饿者，还捐赠一枚三梅斯噶尔重的金环给你自己。赐予满足吧，赐予满足吧……

（Mahmud）

因此，从宗教伦理的视角来说，物化的宗教实际上呈现的是人的有限性，是人在社会中缓解精神压力和负担的凭借，因为“人借以保持其存在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无限地为外部原因的力量所超过”（斯宾诺莎）。

小说这里格外强调“东方神树”，似乎强调东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一方面，东方的宗教文化传统被一步步“物化”为宗教迷信。在世界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进程中，这种“物化”的宗教迷信往往成为民众接受现代思想的障碍，而民众的愚昧与迷信，正是统治阶级掌握民众的重要途径，也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石。《菩提树》是一个关于树和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迷信与权力的故事。伊斯凡迪亚尔、法罗玛尔兹、梅赫朗、养树人，他们这些人自己并不相信这棵树的神性，却拼命为树的神性添油加醋，充分利用这棵树，愚弄百姓，获得权势，成为全城百姓的统治者。而普通百姓缺乏清醒的理性认知，盲目跟随，迷信而崇拜，认为树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能够满足自己的一切祈求。

迷信的对象是靠权力话语塑造出来的，因此迷信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由权力建构而形成的迷信模式，无法不服从整个权力结构。因此，塑造迷信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力角逐。正如第四代养树人对儿子哈梅德所言：“你若拥有它的神性就拥有无边的权力，能够让帝王将相也顺从”（Mahmud-）。由此，在权力话语的建构下，对树的迷信崇拜成为当地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俗信仰；同时，民众的迷信反过来又支撑了权力的上升，即话语操纵者通过神灵崇拜来强化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认同。

故事发展的核心时间是—年，这十年既是伊朗全面西化的十年，也是伊斯兰复兴主义在伊朗得到迅猛发展的十年，乃至于年开始爆发伊斯兰革命，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联系到小说出版的时间年，这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宗教革命的狂热已经过去，理性的反思开始抬头。年8月，哈塔米就任伊朗总统，力主变革，成为伊朗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前许多宗教方面的极端做法得到改变。因此，从反宗教狂热的视角来看，这部小说描述了宗教狂热使社会民众内心信仰的“物化”过程，揭示了宗教狂热背后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角逐。因此，可以说，《菩提树》这部小说是伊朗老一辈作家对当下伊朗国家民族命运的反思与探索。

二

反全盘西化视角下的“物崇拜”隐喻

然而，倘若我们换一个视角，我们会从小说中看到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伦理。伊朗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反对物崇拜，这种隆重而盛大的树崇拜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伊朗。那么，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伊朗的庞大故事，为什么这部小说赢得官方与非官方的一致好评，并获得年度伊朗小说最高奖“古尔希里小说奖”？

阿赫玛德·马赫穆德是伊朗现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出生于南部大城市阿瓦士，是伊朗南方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年巴列维国王与美国勾结发动“八月政变”时，阿赫玛德·马赫穆德因参加左翼政治运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阿赫玛德·马赫穆德拒不写悔过书，坚决不向巴列维政权低头，因此被关押了很长时间，由此落下严重的肺病，折磨了他一生，并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阿赫玛德·马赫穆德的一生都是反巴列维政权、反巴列维国王的全盘西化政策的，这在他各个时期的小说中有显著反映。

《菩提树》从大土地主伊斯凡迪亚尔·阿扎尔帕德购买菩提树及其周围六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始，到整个“菩提树城”燃起熊熊大火结束，描写了一座城市、一个家族在半个世纪中的兴衰，故事尤其集中在—年的十年间。小说描写的半个世纪的时间正好是巴列维王朝（—）统治伊朗的五十余年的时间，而—年则是伊朗经济最疯狂发展的十年，也是人们最迷惘彷徨的十年。

小说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人们对树的“物崇拜”。很显然，“树”在小说中仅仅只是一个象征，而非实指，与佛教文化中的菩提树崇拜并无任何实质关联。那么，“菩提树”所喻指的“物崇拜”究竟隐喻什么呢？在伊斯兰语境中，现代西方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真正的“物崇拜”。巴基斯坦著名诗人兼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并在伦敦获得博士学位，他认为西方虽然推动进步，却抛弃了延续性，西方的世俗个人主义使西方成为偶像崇拜而隐含邪恶。结果，西方最后会自我摧毁。（阿姆斯壮）在西方极度物欲主义的掌控下，现代人类的贪欲已经违背了自然法则。甘地（－）曾对人类的贪欲敲过警钟：地球足够所有人的需求，却不够少数人的贪婪（施瓦94）。

小说《菩提树》始终没有明确点出故事发生的城市的名字，但根据具体细节描写可以推断是伊朗南部重镇、作家的家乡阿瓦士。阿瓦士是伊朗南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坐落在伊朗最大河流卡伦河畔。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该城市十分繁华，风光旖旎的卡伦河让这座城市成为伊朗的“国际都市”，到处是灯红酒绿的酒吧，有波斯湾的“巴黎”之称，也是巴列维国王着意打造的所谓“现代化示范城市”。菩提树于一百五十年前由一个外邦人从印度西孟加拉邦带来，似乎来自“东方”，然而如果我们考察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史就会发现，当年英帝国正是从孟加拉地区打破印度国门进而实现对整个印度的殖民。这其中的隐含喻意使我们看到，伊朗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实质上的全盘西化使物欲崇拜犹如菩提树的疯狂生长，成为掌控伊朗社会的新殖民手段。

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后，第一代国王礼萨王“决心使波斯‘西方化’，把它推进到20世纪去，因为他看到了西方一派生机、繁荣和强大”（巴列维24）。礼萨王全面师法西方（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开始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大力度改革，礼萨王的改革使伊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伊朗基本上成为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西化。年，第二代巴列维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我国学界称之为巴列维国王）登基。由于巴列维国王完全是英美势力扶植起来的，因此采取的是亲英美的政策。盟军的军事占领，促使了伊朗社会的进一步西化。“这座城市（指德黑兰——笔者注）的生活步调加快了。我们生活在外国语言、外国音乐、外国习惯和外国观念的包围之中”（巴列维47）。由于石油收入的迅速增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雄心勃勃的巴列维国王推出十年（—）发展规划，欲“把伊朗建成独具特色、君主专制政体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王新中冀开运）。该规划即著名的“白色革命”。“白色革命”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伊朗的支柱工业是石油化工，20世纪60—70年代伊朗的石油产量迅速提高，而巴列维国王利用中东战争期间中东地区石油减产而抬高伊朗的石油价格，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滚滚而来，为伊朗经济的全面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20世纪60—70年代伊朗经济的近乎于疯狂的飞速发展在当时是世界上的奇迹。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使伊朗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使伊朗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国家。

伊朗在经济上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方面也走向全面西化。实际上，巴列维国王严重低估了西方文化对伊朗的强力渗透。对此伊朗公主也说：“美国人搞出了一个奇怪的援助方式，即文化援助，具体地说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文化尽可能‘美国化’”（巴列维88）。一时间，西方的文化艺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如同疯狂生长的菩提树的根系很快掌控了古老的东方城市根基，对西方的迷信与崇拜渗透在大街小巷。正如小说中法罗玛尔兹在号召民众起义时所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对你们说的呢？……你们自己也看到了，他们怎样肆无忌惮地拿起斧头，把我们的‘信仰’从根砍断！然而，另一种信仰又带给我们什么可以让我们说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说我们还是我们？”（Mahmud）一方面是西方价值观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掌控，另一方面是人们就像崇拜菩提树的神性一样崇拜西方文化，沉浸在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种种物质享受中。然而，超速发展之下，表面上国家经济发达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实质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根本无法得到解决。社会生活表面繁华的光环掩盖之下的实际上是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混乱。精神信仰失落，传统消亡，道德沦丧，整个社会色情泛滥，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敛横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社会道德的沦丧则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伊朗人触目惊心。因此，巴列维国王太过飞速发展的计划，使其无法从容而有效地解决和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导致社会伦理完全崩溃，乃至伊朗宗教阶层“把所有现代化措施看作是牺牲老的价值观去换取颓废和不信真主的西方国家的那些东西”（巴列维），结果是巴列维国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伊朗社会在飞速全盘西化的同时，也使巴列维王朝飞速地走向灭亡。

小说中，阿扎尔帕德家的园林设计师梅赫朗，不择一切手段窃取钱财，巧取豪夺，卑鄙到没有底线。他先是通过大献殷勤，成功俘获了女主人阿芙桑内——伊斯凡迪亚尔·阿扎尔帕德的妻子的爱情。伊斯凡迪亚尔得知妻子与梅赫朗的私情之后，经受不住打击，暴病而亡。阿芙桑内在仅为亡夫守孝两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嫁给了梅赫朗，令孩子们震惊和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家庭矛盾和冲突，该家族本来的财产继承者长子法罗玛尔兹更是与梅赫朗水火不容。梅赫朗用尽心机，诱使阿芙桑内染上了鸦片烟瘾并沉溺其中，无心于打理家族财产，梅赫朗由此一步步侵吞了阿扎尔帕德家的财产。最终，法罗玛尔兹忍无可忍，意图枪杀躺在鸦片烟炕上的梅赫朗，子弹没有击中梅赫朗，却打伤了躺在旁边的母亲阿芙桑内。法罗玛尔兹因此入狱，被监禁三个月。阿芙桑内不堪这一连串的打击，突发脑中风死亡。梅赫朗买通狱卒，诱使法罗玛尔兹染上鸦片烟瘾。法罗玛尔兹出狱之后，因鸦片烟瘾深沉而完全受制于梅赫朗，完全沉溺于鸦片烟中，自我麻醉。但是，梅赫朗仍不满足，再设圈套，让法罗玛尔兹因贩卖毒品而再次入狱。法罗玛尔兹再次出狱之后，数年内销声匿迹，乃至人们纷纷传说他已经死亡。阿扎尔帕德家族到此彻底分崩离析，梅赫朗侵吞了阿扎尔帕德家的所有财产，打造了他的“菩提树城”——一座“欲望之城”，而梅赫朗则成为“欲望之城”的国王，拥有至上的权力。这座由物质欲望建筑起来的“菩提树城”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完全崩溃。

法罗玛尔兹销声匿迹之后，其实并没有死亡，而是在想方设法对梅赫朗实施报复。他知道要报复梅赫朗，必须获得权势，而在那个时代必须有钱财才能获得权势。因此，他在一段时间里冒充卫生部官员，敲诈勒索咖啡馆和餐馆的老板。败露之后，他又想抢银行或是抢走私物品仓库，一心想弄到一大笔钱。之后，他读了几本医学书，改名换姓，冒充内科医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结果当然只能是草菅人命。

小说反映了当时伊朗社会在全盘西化进程中的一片乱象，整个社会充满了强烈的物质欲望；为了财富，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地掠夺；为了金钱，可以到处坑蒙拐骗，甚至抢劫。正如斯宾诺莎所言：“从善恶的真知识所发生的欲望，可以为许多别的由刺激我们的情感而发生的欲望所压制或克制……刺激我们的情感愈强烈，则所发生的欲望亦愈强烈。因此这种欲望之力量的大小，增长的限度，必为外在原因的力量所决定”（斯宾诺莎）。巴列维王朝时期，正是西方物欲崇拜这只强大的操盘手在操纵着伊朗社会及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倘若我们从“反全盘西化”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小说描写了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在全盘西化进程中，社会伦理全面崩溃，社会道德完全失范。女主人阿芙桑内以在骑马俱乐部学骑马作为向他人炫耀的所谓西方贵族生活模式，并在所谓的性解放驱动下，先是与教练查斯布出轨，后又与园林设计师梅赫朗私通，完全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这是导致整个家族覆灭的最初起因。小说故事情节在崇拜西方价值观、迷恋西方生活方式中展开，那座“欧洲式的凉亭”（Mahmud10）矗立其中的庞大园林从小说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可谓是大土地主阿扎尔帕德家族物质奢华生活的集中体现。小说在西方价值观所支撑的“物崇拜”与权力角逐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体现出作者对西方极度物欲主义的反思。针对西方世俗主义的享乐至上，阿维夏伊·玛格里特和伊恩·伯鲁马在《西方主义》一文中说：“没有什么文明间的冲突。大多数宗教，尤其是一神教，都容易滋生出反西方的毒素”（27）。亨廷顿也认识到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宗教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正如巴基斯坦著名诗人伊克巴尔所言：西方虽然推动进步，却最后会自我摧毁（阿姆斯壮）。毋庸置疑，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确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在当下也完全凸显。因此，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会不会把人类引进死胡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物质欲望的操控下，是否会如同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全盘西化一样——飞速发展的结果却是飞速走向灭亡？因此，在西方物欲主义主导下的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我们的确应该换一种思考。

小说最后，法罗玛尔兹在多年销声匿迹期间，意图复仇，用尽各种下三滥手段却未能遂愿，最终以苦行僧——宗教导师身份返回家乡，鼓动民众起来反对梅赫朗，烧毁了梅赫朗建造的“菩提树之城”——这座充满邪恶的“欲望之城”。因此，法罗玛尔兹最终是依靠宗教的力量实现了复仇的夙愿，正如彼得·贝格尔所言：“宗教在历史上既表现为维系世界的力量，又表现为动摇世界的力量”（）。骚乱中，梅赫朗与歪斜、扭曲、无果的菩提树一起葬身火海，彻底毁灭。这最后的“火”，同样具有强烈的象征隐喻，乃是一种宗教之火，是末日审判之火，是对罪恶的惩罚——既针对宗教狂热（伪信者），也针对西方物欲主义。《古兰经》有言：“伪信者必坠入火狱的最下层”（4：）。《旧约·出埃及记》也讲到，摩西将以色列人铸造的金牛犊——拜物教的象征——用火焚毁（32:20）。

宗教的作用和影响与现实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关联。伊朗是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先是琐罗亚斯德教，后是伊斯兰教）浓厚的国家，几千年来宗教伦理道德一直是伊朗社会的支撑。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的全盘西化政策主导下，传统的宗教信仰没落。在传统宗教信仰没落的地方，往往会兴起一种“物化宗教”，取代没落信仰的地位。正如宗教学家史密斯所说：“现如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却已沦为一种寓身凡尘的类属性宗教的受害者或被造物”（Smith-）。因此，不论是极端的宗教迷狂还是西方物欲主义价值观席卷一切，虽然表征各异，却实质同一，皆是传统的、内在的宗教信仰没落的产物。小说在社会伦理与迷狂者的个人行动之间、“物崇拜”象征和社会权力之间，构成相当深度的双重契合。

因此，《菩提树》这部作品显示出作家阿赫玛德·马赫穆德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试图探索伊朗社会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变迁逻辑，既是对宗教狂热的反思，同时也是对巴列维王朝时期全盘西化的反思，双重视角，相辅相成，构成一部二重奏。像伊朗这样宗教文化传统悠久而深厚的东方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取舍，如何进退，如何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如何既保持传统宗教文化的生命力，又不陷入宗教狂热，这的确是一道十分复杂的命题。小说表现出作家对伊朗现实政治和人类命运的深度关怀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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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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