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伊朗富翁经历的伊斯兰革命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民众在游行时高举霍梅尼画像。 伊朗伊斯兰革命,又称年革命。伊朗君主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革命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阿里年约六十,因为在伊朗帝国时代开发土地而发了财。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石油危机爆发之前,他就有足够的运气、智慧与金钱,在克尔曼买下一大片盐地。他是每平方米1图曼(伊朗货币),约10里亚尔(伊朗货币),相当于15美分买的。三四年后,石油危机爆发,伊朗境内的城市发展迅速,他将一部分盐地变卖为建筑用地,每平方米图曼。这里不妨计算一下,他投资不超过1万美元,三四年后暴涨成了万美元。 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笔财产就可以安享天年了。阿里却另辟蹊径,成了伊斯兰革命的支持者。他说:“既然我们有了钱,有了财政上的安全,我们就要自由。这是我们不曾有过的。”20世纪60年代,当阿里还在美国念书时,他就醉心于政治,甚至是美国当地的政治。他对自己来自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深以为耻,这种感觉一直让他耿耿于怀。所以,当伊朗快要爆发革命之际,阿里出钱出力,通过一名成为他朋友的阿亚图拉鼎力支持。 阿里对革命的认知来自书本,尤其是历史书。但也有一部分——尽管他自己没说——来自他对宗教的支持。他说:“我们期待一场顺天道、应人情的革命。”所谓“天道”,就是贾弗里“信徒的社会”的阿里版,也是阿拉什(波斯传说中的大英雄)盼望为什叶派圣雄、伊斯兰教的第四位哈里发阿里讨回的公道。 革命的洪流显然是由许多不同的思想和冲动汇集而成的。所以,一旦革命爆发,尽管表面上万众一心,但私底下还是有许多利益相互冲突。这时候的大富翁阿里便开始多灾多难了。有三年时间,他吃尽了革命的苦头。他不止一次被绑架,被逮捕和入狱的次数更不可胜数,甚至遭受过审判。他被榨取了数千万美元。 三年之后,他终于学会如何容忍革命,就如同在帝国时代,他学会如何容忍政权一般。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生存之道,就是和当局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打交道。他已深谙进退之道,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知道如何应对。求生的紧张情绪对他的妻子影响更大。他的妻子目前过着充满束缚、违反自然的生活,头发都快掉光了,却仍然不失优雅,只是优雅的外表下,心灵却深受重创,隐藏了无尽的哀伤。 阿里认识的一些人原本是伊斯兰革命的支持者,但一个月过后,就开始反革命。阿里认为,他应该给革命一点时间。但两个月过后,处决行动纷纷展开,阿里开始了深深的怀疑。有些人什么事都没做,居然也遭到逮捕,许多人甚至从此“消失”。“然后他们开始闯进民宅,没收他们的财产。我们的财产、子女和妻子……全无安全可言。” 伊斯兰革命爆发大约一个月后,一个叫“伊斯兰教正义法庭”的革命法庭成立。有一阵子,阿里每天都去法庭,看自己能做点什么,从而营救他认识的人。 “这个法庭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开庭。哈勒哈利是法庭庭长。”哈勒哈利是霍梅尼手下著名的绞刑法官。“他利用这个法庭当他处决人犯的工具。法庭坐落在夏里阿提街。革命爆发之前,这是一个军事法庭。国王设立这个法庭,目的是审判反对他的人。当初设立这个法庭的人,如今几乎都在这里受审。我的朋友们在这里被关押两年了。” 但在此很久之前,阿里就已经放弃革命,并且深受折磨。 “我们盼望真主显灵,能有振奋人心的事情发生。十二三岁时,我们学习了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还有俄罗斯大革命,但我们总是醉心于法国大革命。你知道,这是真主成就的事。在最近一代人中,大部分留过学的伊朗人都沾染了法国文化。我们听他们说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无不悠然神往。我们都认为,革命是美事一桩,是真主成就的事,就如同音乐和音乐会。我们好像置身在戏院里,欣赏着音乐会,很高兴自己成为戏院的一分子。如今我们全成了演员。多年来,我们一直读着有关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书。但如今我们全成了演员,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后来会开始杀人。” 革命爆发六个月后,阿里寝食难安,痛苦不堪,日子很难过,根本就不可能工作。新官员也充满敌意,他们视阿里为旧政权的余孽。在阿里的公司,有人开始散播对他不利的消息。其中甚至有两三个人跑进阿里的办公室“质问”他。他必须花钱打发他们走。第一年结束,阿里甚至遭到绑架。最后他终于获释,但这次绑架事件让他愈发惶恐不安。地方官员也随时都可能来找他麻烦。他们开始占领他的土地和房子。他们说,这些全都是政府的财产,必须还给人民。 “当地政府官员真的在克尔曼没收了许多财产。有些是我的,有些是别人的。” 革命已过了一年,阿里一直受迫害。迫害他的人有政府的人、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员,要不然就是一些煽动者。他似乎又被绑架了两次或四次。 革命卫队也经常来骚扰。他们跳进花园里,透过窗户,看屋内的人是否在看电视或录像带。他们甚至可能闯入屋内,搜寻酒、火腿、女人的衣服以及男人的领带。这些全都是违禁品。 “政府的控制权完全不在政府手上,已经失控。这是无政府的恐怖状态,原因出在霍梅尼本人。革命发生大约三个月后,我那位阿亚图拉朋友带我去见霍梅尼。朋友向霍梅尼解释,我是土地开发专家,是技术人员,可以在建造房屋问题方面提供协助。我和朋友,以及霍梅尼一起坐在霍梅尼家的地板上。这时门忽然打开,几位毛拉(伊斯兰教职的称谓)鱼贯而入。霍梅尼开始和他们谈话。不久之后,又有一批毛拉走进来。就这样,毛拉一批批走进来,直到充满整间屋子,大约有两百位。他们全都想要钱,好带回他们的城镇,给当地的学生和宗教组织。霍梅尼说,他没有办法给每一位毛拉钱。不过他说,回到你们的城镇去,找一位有钱人,或第一位有工厂、大农场的人,强迫他给你们钱。” 政府领袖居然说出这番话,这着实让阿里大吃一惊。此时此刻,他终于了解,霍梅尼正带领他的人民陷入乱局。 “霍梅尼的精神纪律和别人不同。他是属于人民的人,他了解大部分人民。大部分人民都没受过教育,他们要的是钱和物质。他们不要革命,而是要钱。霍梅尼很了解这一点。” “大部分人都想抢人财物。于是他就在国内制造混乱,让他们可以抢人财物。他们想什么,他就做什么。” “当他说遵守法律的时候,他所谓的法律并不是国家的法律,而是他自己的法律,他自己心里的法律。革命之前,他说交税给政府是反伊斯兰教的行为,革命之后,他说交税给政府才合乎伊斯兰教精神。他想制造的就是一团混乱。到霍梅尼家那天,我才终于了解,霍梅尼不是政府中人。他仍然是个革命分子,无法控制自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在制造混乱。” “霍梅尼开了恶例。如今,每个阿亚图拉(什叶派中高级教职人员的职衔或荣誉称号)只要宣称有必要,就可以违法。” 阿里说:“他有敏锐的头脑,富有智慧,是一种直觉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指挥别人。他的智慧没有经过训练。他不会感情用事,十分冷酷。” 阿里说:“在克尔曼地区,只要你稍微有点活跃,大家都会认得你。我在革命之前非常活跃,众所周知。我是小国王,是当地权力的象征。他们在那座城市成立革命法庭的分支单位时,专找我这种人。革命卫队队员全都来自乡下,口音特别;他们非常年轻,动不动就开枪,后来大部分都在战争中丧生。我认为,在革命卫队当中,百分之四十是伊斯兰教战士运动成员,百分之六十是伊斯兰教团体成员。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伊斯兰教战士运动从一开始就渗入革命法庭当中,他们不表明自己的身份,伪装成伊斯兰教教徒。” 阿里有一次被关了6个月。革命监狱其实是一间老旧的工厂库房,分隔成许多牢房。有几间牢房用来单独监禁犯人,有两间大牢房监禁一般的犯人,如走私鸦片犯、盗贼等,另外一间大牢房则监禁政治犯。阿里原先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这间牢房宽一米,长两米半。一天只“放风”半小时,让他们上厕所,盥洗。进牢房的第一天,他就在墙上看到一句话,这显然是先前关在这里的狱友写的:“囚犯终将获释,狱卒却永远关在牢里。” “这句话让我大受鼓舞,因为它告诉我,这个狱友也先我一步获释了。即便是15年后的此刻,我已经获释多年,可以自由自在地到世界各地旅行,享受快乐,但每当我有事情要做时,我还是会去那地方走走。尽管它变了,牢房不再是工厂厂房,我还是看得到几个从前的狱卒。所以,他们才是囚犯,我们不是。他们才是囚犯。” 那些在革命后的最初三年先入为主、认定他是有钱人、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的革命党人,如今在法庭和政府部门已经不再那么飞扬跋扈了。政府已经将许多疯狂分子驱逐出门,那些留下来的人一年比一年收敛。权力已令许多人堕落。他们有的捞了许多钱,自己做起生意来。手握权力的人仍然有可能成为阻力,但如今这种人一眼就可以被认出,也有办法打发。 历经上述种种苦难,阿里家从此愁云密布,这从他妻子的脸上就看得出来。她脸上述说着一种对逝去生活的永难平息的忧伤。 (摘自《不止信仰》,南海出版公司年6月版,定价:59.50元) 更多文章见《书摘》杂志年第11期 原创投稿\版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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