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坚定的文化批评人之一，被朱大可炮轰过的人尤其多：张艺谋、郭敬明、于丹、……“电影金陵十三钗是一场饱含情色爱国主义的身体叙事”，“郭敬明的电影就是一直空心的奢侈杯子”，“于丹有毒，她煲的是一盅盅心灵鸡汤”……

朱大可携带他的力作《华夏上古神系》来到长沙，与我们面对面。聊的是他对热点话题的评述，聊的是影响力日渐衰退的文化评论。“长沙是大众文化的策源地，湖南卫视对中国娱乐文化还有一定影响，但其巅峰已过，作为龙头老大引领的时代终结了”，他说。

知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

公知现在被污名化了

腾讯·大湘网：因为你文化批评家的身份，经常有媒体把您列入“公知”名单，怎么看待“公知”这个称谓？

朱大可：当然，我认同“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名词，现在却被故意污名化了。我认为，知识分子对公共事件发声是很正常的事情，无须大惊小怪。

在西方，知识分子有一种说法叫做“批判知识分子”。不仅仅对自己专业进行评论，而且还要对社会的各种公共话题发声，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但无论哪种知识分子，都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而不是某种权力的依附者。

知识分子发声不一定都正确，他们也会犯错，这很正常。谁说错话，谁承担责任，不能把个人的错误，作为否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理由。只有让知识分子充分发表自己的言论，中国社会才会呈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国家才能走向健康和进步。

于丹用抒情化来引导观众误读经典

腾讯·大湘网：现在的联网时代人们阅读越来越浅，你那个时代怎么看书的？

朱大可：大多数人的阅读史，都是从浅阅读开始，到深阅读结束。这种由浅入深的模式，主要跟年龄和阅历有关。因为文革年代的特殊性，我的阅读是比较混乱的，我被逼在很小时候就读完了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古典名著，现在小孩不会这样，他们没有这个在禁锢下冒险和犯忌的动力。

文革后期，很多书开始流传出来，在小圈子传阅。经常是晚上八点到手，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还回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有四本厚书，只有十二小时能看，在昏暗的15瓦的灯下看，非常费眼。但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你现在不看，就永远也看不到了。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力。在读书和爱它们的同时，我也在跟它们永别。

现在问题是，很多人年龄很大了，还停留在看很肤浅的书的层面，这是很多中国人的现状。就连读古典也要浅阅读化，所以才会给于丹这样的人提供市场。她用抒情化的浅阅读来引导观众误读经典，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硬伤。其实看《论语》的原文加上准确的译文就可以了。孔子《论语》的语言，在先秦就是口语，比较通俗易懂，并不诘屈聱牙。

腾讯·大湘网：怎么看待随之而来的“国学热”？

朱大可：我不认同“国学”的概念。首先把中国传统学问一概称作“国学”，这是有问题的。“国”这个词有浓烈的官方色彩，但很多杰出的思想来自民间，却被国家打压。它们属于民间，不属于国家。

第二，现在的“国学”基本等同于汉学，没有把蒙学、藏学、彝学等等边缘民族的文化纳入其中，这是大汉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

第三，“国学”讲传统价值，讲儒学，却从来不做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很多精华可以汲取，但它也有很多糟粕，需要鉴别和过滤，但“国学家”总是在垃圾面前沉默，甚至抱着垃圾高声叫卖，主张恢复磕头礼仪的，就是一个例子。

第四，“国学”被商业利用的情况现在很严重。很多所谓“总裁国学班”，收费高昂，“国学家”和办学机构借此敛财，土豪则欢天喜地的穿上传统文化的马甲，双方各取所需，靠这种方式，不能修复我们跟传统的断裂危机。

高昂的票房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

腾讯·大湘网：在八十年代你就写过一些著名的中国电影批评文章，现在还看电影吗？

朱大可：现在基本不看中国电影，那是浪费时间，除非有人要约我做中国电影的现状研究，如果只是为了娱乐，我宁可去看美剧。

腾讯·大湘网：郭敬明的《小时代3》和韩寒《后会无期》最近很火，你怎么看？

朱大可：这两部影片的卖座，证明中国人的大众消费观念，是一个完全自闭自足的品种。

但这两部电影向我们证明的事实是，电影观众显然并不在乎电影本身的水准，而是在乎这是哪个偶像做的。有哪些明星出演？明星之间发生了什么暧昧故事？它炫耀了怎样的财富？展示了多少种名牌？它是否能够成为外省青年的励志指南？而这就是“粉丝电影”的基本特点。有的人称他们把电影拍成了MV，我看还是干脆叫FV（FansMovie，粉丝电影）得了。还有的观众甚至专门看这片子拍得有多差，用“审丑”来实现自娱，看电影就是为了散场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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