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无须讳言，当下“一带一路”热当然而必然地与西部音乐研究或丝绸之路音乐研究发生了某些关联，但作者希望这些关联不是非学术的，也不是勉强的，要探讨西部音乐文化的历史面貌与现实诉求，脱离丝绸之路来讨论是不明智的。问题是，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的那些文化复制基因——“觅母”，如“西王母传说”地理上的西向意识、“摩诃兜勒”的文化开放信息、“西凉乐”的文化生成方式、“龟兹乐”的文化酵母功能等，都已经远去，也不太可能回到今天的现代文化建设上来并发挥自己的功能性作用，那么，今天以“一带一路”为名义进行的涉及文化的研究、建设、开拓和发展，是不是也能够有自己的现代“觅母”呢？我以为，这是最有当下意义的设问。

按创造这一文化学理论的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gs）的说法，“觅母”（mimeme，meme）是一个类似生物遗传基因的东西，在文化学里指“文化进化传承的复制基因”，它通过广义上说称为模仿的过程，从一个头脑转到另一个头脑，可以在“觅母库”中繁殖，乃至自我复制，如是，文化进化的过程就开始了。“觅母”是什么呢？道金斯认为，它可以是一个“调子、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觅母”，显然，道金斯注意到了“音乐”可能带有自我复制或遗传的文化基因，更具启迪的是，它往往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复表现出来。我们可不可以运用这一理论讨论西部-丝路音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呢？

在本文作者认识中，“一带一路”这个短语，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或经济方略，在文化学上，它更可能是一个新的文化“觅母”，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将与这一“觅母”发生深刻的关连，西部音乐文化或丝路音乐文化的未来，与此一新的“觅母”的文化繁殖功能、生产功能有极深的联系，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未来都可能与此有关！因为，历史上那些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文化“觅母”已经远去，现实中的文化建设需要新的文化“觅母”。而“一带一路”恰恰出现在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也不是偶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过陕、甘、宁、青、新疆而直指中亚、西亚和欧洲，这便是所谓“新亚欧大陆桥”地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从亚洲东南部的中国新月形沿海地区，七海扬帆而经东南亚直抵非洲甚至更远的地方，“一带一路”仿佛是两条展开的巨大双臂，环绕和拥抱着地球！这一宏远的政治-经济-文化设计，带给今天中国社会以新的外向发展的深远眼光，带给中国文化以更阔大的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更加突显。我们不难发现，“一带一路”作为新的文化复制基因，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从一个领域传播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头脑传播到另一个头脑，作为文化创造的新“觅母”的功能意义越来越突显出来，在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建设中，已经发挥出重要的凝聚、发展、创造的动力源作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了，本文所谓内亚、外亚、欧洲、东南亚等地区都纳入到了这个宏伟的设计中，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近百个国家参与，议题相当广泛，影响十分深远；“中国一带一路网”网站也建立了，它提供相关新闻资讯、政策环境、五通发展、基础数据、国家合作、企业风采、共话丝路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在文化、艺术、学术领域，以“一带一路”为缘由的出版计划产生了，有许多国际丝路研究权威学者的重要成果发表，中国学者以丝绸之路为课题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现了，这类图书以极快的数量在增长；以“一带一路”为内容的讲座、论坛、报告在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举办，各类媒体发表了数量极多的文章和报道，涉及领域非常广泛；“一带一路”国际电影节举办了，许多普通群众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在知网上以“一带一路”为主题词查询，得到条，而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音乐的内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理念的音乐项目确立了，如中央音乐学院的“丝绸之路音乐教育联盟”、上海音乐学院的“丝绸之路音乐学院院长论坛”、西安音乐学院的“一带一路高级音乐文化研究院”等；大量丝绸之路音乐学术活动举行了，许多以丝绸之路为题的音乐节和音乐演出也举办了，大量研究论文和数量不少的著作发表了；甚至一些已经淡忘了的早期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成果，又重新被“发现”了，如关于苏祗婆音乐问题研究、昭武九姓胡音乐问题研究、唐代28调问题研究、燕乐问题研究、周边国家与丝绸之路影响研究等。而音乐界之外的学术成果，非常可能对未来中国音乐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如以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为代表的粟特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效应，孙武军博士等关于粟特墓画中的乐舞图像研究，完全可能对中国音乐史发生深入的联系；俄罗斯中亚学家马夏克（BorisMarshak,-）为代表的中亚考古研究，也已经完全突破考古学学科，而进入了文化学、历史学、艺术学，中亚撒马尔罕（古康国）发现的“大使厅”壁画，竟然有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形象，有端午节的内涵，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想像中国文化对当地的影响？昭武九姓胡自然对中国有影响，难道中国文化不影响对方吗？这种双向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已经有学者以音乐史上著名的“泼寒胡戏”和“苏幕遮曲”的流播和禁断问题与粟特胡商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宁夏固原发现的粟特墓葬中，有来自古波斯粟特人的银瓶上的瓶画，令人惊讶的是，表达的内容乃是古希腊神话中“帕里斯的裁判”，希腊-波斯-中国，就这样被联系在丝绸之路上！最为特异的，居然发现了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有波斯文化基因，“图兰朵”一名是波斯语，“图兰”（Turan）是中亚的地名（就是成吉思罕黄金家族建立的伊儿汗国，其统治者是忽必烈汗的堂侄、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朵”（dokhl）是女孩，“图兰朵”就是“图兰地方的女孩”的意思，这个故事在欧洲文学里有多种版本，甚至德国文豪席勒都写了这个题材，中国想像曾令许多欧洲人着迷，而这个故事流传的时候，正是波斯萨法维王朝的时期。这样，欧洲意大利-波斯伊朗-元朝中国，通过一曲“茉莉花”，更强化了故事的中国意味，三大文明被这一部歌剧联系了起来！这些前所未闻的知识，离开了丝绸之路研究，怎么可能呢？还有多少“文化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和研究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带一路”这个短语，作为文化创造发展的基因或觅母，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未来的最重要的动力源。

其实，20世纪中叶以来，“新西域想像”就已经成为了音乐创作的重要推手，以丝绸之路为题材的音乐作品的大量出现，是现代中国音乐创作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它带来的不仅是悦耳动听的异域风格，更为重要的是，极目西向的精神意象和丰富斑斓的文化色彩，创造和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新西域想像”，这一文化想像塑造了几代人的地理空间意识、历史时间意识和多民族文化意识，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把握住了中国人上古以来的西向发展的精神。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为什么一些没有生活在新疆，甚至没有去过新疆的作曲家会热衷于写作这类作品呢？除了风格上的追求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以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从来没有忘记西域，没有丧失极目西向的精神意向，敏感的艺术家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触及我们灵魂中这个西域想像，而音乐家则把它化为乐声，引入听者的心中，谁能忘记20世纪中叶创作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刘炽，）、小提琴曲《新疆之春》（马耀先，李中汉，）这些乐曲的深远影响呢？数十年来，此类新疆题材或西域题材的音乐作品极多，它们形成了一幅幅巨大而壮丽的新西域音乐画卷：

丁善德：两首钢琴曲《新疆舞曲》；邓尔博：钢琴曲《新疆幻想曲》；郭志鸿：钢琴曲《新疆舞曲》；石夫：歌剧《阿依古丽》、交响诗《帕米尔之歌》、交响组曲《新疆组曲》、交响音画《丝路古道印象》、交响组曲《天山音画》、管弦乐素描《天山风情》、交响序曲《慕士塔格》、小提琴协奏曲《c小调情怀喀什—献给肉孜·弹波尔》、交响组曲《恰哈尔尕木卡姆》等；杜鸣心：小提琴组曲《新疆之旅》；石夫：三首钢琴组曲《新疆组曲》；金湘：钢琴协奏曲《雪莲》；储望华：钢琴曲《新疆随想曲》；庄曜：钢琴曲《新疆舞曲》；屈文中：交响诗《帕米尔幻想》；屠冶九：交响诗《天山》；牟洪：管弦乐《丝绸之路第一组曲》、《丝绸之路第二组曲》；何占豪：管弦乐《伊犁河畔》；刘庄：管弦乐《塔什库尔干印象》；陈刚：小提琴协奏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龚耀年：管弦乐《喀纳斯湖》；孙亦林：单簧管与乐队《美丽的阿吾勒》；胡壁精：单簧管协奏曲《帕米尔之音》；崔义光：随想曲《帕米尔随想曲》；刘念劬：狂想曲《帕米尔风情》；姜一民：交响诗《大戈壁》；林凯：管弦乐《伊犁草原随想》；陈乐昌：交响诗《赛乃姆狂想曲》；乔维进：琵琶与交响乐队《丝路幻想曲》；夏中汤：管弦乐组曲《丝路之音》；杨立青：中胡与交响乐队《荒漠暮色》；田歌：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金湘：《青年协奏曲》（为热瓦甫和新疆民族乐队而作）、歌剧《戈壁大寨人》、交响叙事诗《塔什瓦依》、钢琴协奏曲《雪莲—木卡姆的春天》、交响音画《塔什拉玛干略影》、交响组曲《大漠英雄》、古筝独奏曲《楼兰散》、尺八与琵琶《龟兹夜话》、交响序曲《新疆》、歌剧《热瓦固甫恋歌》等等。以著名美籍华裔音乐家马友友和作曲家赵季平合作的组曲《丝绸之路瞬间》、以二十多个国家的著名乐人组成的“马友友与丝路合奏团”演出的《丝路·乡愁》走过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数十个国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作为汉唐故地、同时也是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西安，近几十年来的新西域音乐创作，也有许多佳构，如：

饶余燕：音诗《玉门散》（）、《大漠遐想》（）、《塞下曲》（）；赵季平：管子与乐队《丝绸之路幻想组曲》（）；室内乐作品《关山月—丝绸之路印象》（）；舞剧《大漠孤烟直》（）；音乐诗剧《梦回大唐》（）；古诗词艺术歌曲《唐风古韵》（）；音乐会小品《丝路音乐瞬间》（）；鲁日融：弹拨乐《柯尔克孜舞曲》（）；魏军：筝曲《婆罗门引》（）；韩兰魁：交响乐《草原音诗》（）、琵琶协奏曲《祁连狂想》（）、大型交响合唱《亚欧大陆桥畅想》（）、大型舞剧《梦回大唐》（，第二、三幕）、大型乐舞《敦煌韵》（）、交响乐《丝路断想》（）、大型民族交响乐《敦煌音画》（，参与）等等。程大兆：小提琴协奏曲《新疆叙事》（）；周煜国：民乐小合奏《南疆舞曲》（）、曲笛与乐队《遐方怨》（）；崔炳元：钢琴组曲《西藏素描》（）、小提琴独奏《陇风》（）、铜管五重奏《丝路短歌》（）、单簧管协奏曲《敦煌叙事》（）、民乐合奏《敦煌舞曲》（）、小交响诗《敦煌舞韵》（）、丝弦五重奏《敦煌音诗》（）、交响组曲《大唐》（）、秦腔交响乐《梦回长安》（）、交响套曲《长安》（第三乐章，）、咏颂交响套曲《唐诗之路》（）等。张玉龙：歌剧《张骞》（）、歌剧《司马迁》（）。

新疆和陕西，一个是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文化高地，一个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有汉唐文明的厚积，这两个地方的现代音乐创作，发表了极多新疆题材或丝路题材的作品，肯定也不是偶然。新疆现代音乐的发展，当然地与丝绸之路和古老的西域有关，当地各民族作曲家们的创作，映照了20世纪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即：“新西域文化”建设。歌剧作品主要有：

则克力·艾力帕塔、黑亚斯丁·巴拉提、玉山江·加米、阿不力孜汗·马木提音乐整理，周吉、于景龙配器：维吾尔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阿不来提·阿不都拉、吐尔逊·卡德尔、阿不杜热依木·尼牙孜、哈勒克·阿吉：维吾尔歌剧《热比亚与赛丁》（）；艾克木·艾山、库尔班·依不拉音：维吾尔歌剧《塔什瓦依》（）；艾克木·艾山：维吾尔歌剧《倩牡丹》（）；艾克木·艾山、赫亚斯丁·巴拉提、艾拜都拉·吐尔地、周吉：维吾尔民族歌剧《阿曼尼莎》（又名《木卡姆先驱》、、、）；周吉、沙依提江、赵国华：维吾尔民族歌剧《古兰木罕》（、）；艾沙·莫民：维吾尔歌剧《帕尔哈特与西琳》（）、祖农·卡德尔：《古丽尼沙》（）、乌斯满江、米吉提·海力力：《奴孜贡姆》（）、凯里木、张奇华、常里山、再土娜：哈萨克族、汉族双语歌剧《萨丽哈与萨曼》（）；周吉、梁树年、苏小峰、陈继芳：蒙古族歌剧《魂系东归路》（）；卡热木：哈萨克\汉族双语歌剧《阿尔泰山一家人》（）；王洛宾：《托慕尔的百灵》（）、《带血的项链》（）、《奴隶的爱情》（）等。

交响乐和其他体裁的器乐作品主要有：

努斯勒提·瓦吉丁（维族）：交响组曲《沸腾的天山》（）、交响诗《故乡》（）、交响诗《翰海情丝》（）、大型交响组曲《乌扎哈勒姆》（）、交响组曲《纳瓦木卡姆》（）、管弦乐《木卡姆主题序曲》（）、管弦乐《喀什噶尔随想曲》（）、管弦乐《帕米尔素描》（）、管弦乐《火焰山下的节日》（）、室内乐《沙漠驼铃》（）、琵琶与乐队《楼兰古道》（）等；斯马胡勒·布旦拜（哈族）：交响组曲《天马》（）、交响诗《那吾茹孜》（）、交响诗《阿勒泰随想》（）；努尔买买提·沙依提（维族）：声乐协奏曲《潘吉尕木卡姆》（）、交响随想曲《艾捷姆主题随想曲》（）、声乐协奏曲《天山之声》（）、交响组曲《拉克木卡姆》（）；依克木·艾山（维族）：交响诗《塔什瓦依》（）、地力木拉提（维族）：管弦乐《春天的旋律》（）；苏莱曼·伊明（维族）：单乐章交响曲《莎鞑》（）；肖克莱提·克里木（维族）：管弦乐《节日序曲》（）、管弦乐《牡丹汗》（）、交响音诗《胡杨颂》（）、管弦乐《移位》（）、交响狂想曲《弦乐与打击乐合奏》（）；马成翔（回族）：管弦乐《哈密拉克木卡姆主题变奏曲》（）、交响组曲《家乡的故事》（）、管弦乐《回族管弦乐十首》（）、管弦乐《石崖上的歌》（）、管弦乐《昆仑进行曲》（）；协奏曲《bB大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刘刚（回族）：小提琴协奏曲《永远的石榴花》（）、交响合唱《崛起的天山》（）；希·其米德（蒙族）：大型交响乐曲《东归》（）、管弦乐《在那遥远的地方》（）等。

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作曲家作品主要有：劭光琛：交响曲《天山的崛起》（）、大管与管弦乐队《叶尔羌河上的船歌》（）、交响组曲《乌夏克木卡姆组曲》（）、管弦乐《刀郎人的舞会》（）等；周吉：管弦乐《沙漠驼铃》（）、单簧管独奏《阿斯利亚》（）、双簧管独奏《阿娜尔古丽》（）、热瓦甫协奏曲《古兰木罕》（）、室内乐《沸腾的帕米尔》（）、交响随想曲《那瓦木卡姆主题随想曲》（）、民族管弦乐组曲《龟兹古韵》（）、古筝独奏曲《木卡姆散序及舞曲》（与李玫合作，）等；

这些作品其特点可以总结为这样几点：

一是题材内容上大多取材于本地各民族传统，与民族历史文化在精神上联系紧密。二是音乐素材上主要取材自各民族民间音乐，这其中，维吾尔族“木卡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宝库。三是在西方交响乐思维的基础上，代入了新疆民族文化的特色，在音乐结构上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往往加入民族乐器与现代大型管弦乐队融汇。四是从作品数量和质量上看，汉族、维吾尔族作曲家们成绩最多，这也须我们深入思考其内含的原因。另外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特点是，标题交响乐是普遍的创作思维，无标题或“有标题的无标题”交响乐创作比较少见。

可以说，这些作品创造了一个音乐化的新疆、音乐化的西域、音乐化的丝绸之路，这些作品是今天中华民族“文化想像”必不可少的部分，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价值，许多这类作品带给听众的潜在文化想像是绝不应该低估的！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热语，它远远超出了文化艺术领域，既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围环境，也为当代文化、艺术、学术等领域提供了可以深入讨论的课题和艺术创作的方向性思考。更为重要的是激活了古老的西部-丝路文化精神，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活跃、最为强大的文化创造话语，如同历史上那些曾经起过“觅母”作用的文化基因一样！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越来越显出重要性的西部，是我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战略纵深，它与“一带一路”的迎面相撞，将发出新世纪中国文化的福音。

（全文完）

图文编辑：毛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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