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随着蒙古西征，扩展了欧亚大陆的疆域领土，同时也极大促进了西亚、中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沟通。蒙古在伊朗周边设置了藩属政权伊儿汗国，让当时世界上两个大国中国和伊朗之间的纺织品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的巅峰，形成了伊朗的中国风。

伊朗地区重要性

伊朗地区是西亚甚至世界的纺织文化发源地，其关于纺织品生产的记载最早开始于公元前年，波斯人从3世纪开始，就从中国学习了养蚕的技术，在里海发展养蚕业，并且向拜占庭以及中亚出口丝织品，伊朗独特的位置让它在贸易过程当中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

到了萨珊王朝时期，也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波斯人的纺织文化盛况空前，他们的联珠圈纹与动物纹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审美取向，同时也影响到中国的纺织品艺术。

不仅在纺织品，陶瓷、玻璃、金属等都是中国和伊朗贸易当中的重要商品，当然相对于陶瓷，纺织品在陆地商业运输更加轻便，也更容易携带，因此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角。

蒙古帝国向西扩张，由此形成了欧亚大陆开阔的边界，商品流通更加畅达，贸易往来也更加频繁，极大促进了中国与西亚、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也让中国同伊朗的纺织品文化交流达到历史的巅峰时期。

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的第六子旭烈兀及其子阿八哈所领导的伊儿汗国虽然是蒙古帝国的藩属国，但是行政的早期，他们依然按照波斯文化进行统治。蒙古政权统治下的伊朗，工商业发达，同时丝绸的过境贸易是其重要的财政来源，而且蒙古时期，在伊朗的回回人也是中亚贸易的活跃分子。

在元大都北京设置的直隶中央织造作坊，其中的工匠也大都来自中亚地区，比如重要的监造官忽三乌丁，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来自中亚，而且在窝阔台执政时期，就有“回回工匠三千户”的记载，可见伊朗回回那时候来到元朝主要是当作技术工种来引进的。

伊朗人生产的纳石失，也就是金缕或金箔切成的金丝作纬线织制的衣服，深受当时蒙古贵族的喜欢，当13世纪蒙古大军第一次达到西亚的时候，就对这种金丝织成的丝织物非常感兴趣，很多蒙古贵族还喜欢把玉石等装饰物挂在纳石失外面，甚至死的时候也穿着纳石失。同时中国纺织的纹样也影响着伊朗地区的风格，并形成了中国风。

伊朗的中国风

伊朗地区处在两河文明的交汇地区，历史悠久，艺术特征鲜明，同时伊朗文化也兼具有极大的兼容性以及包容性，它秉承了东西文化的精华。这种对异域文化的吸纳，又突出地表现在伊朗丝织品艺术上，在很多细密装饰画上呈现多种鲜明的中国风。

其实中国与伊朗的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到了唐朝时期，唐玄宗特别喜欢这些西域的文化，鼓励中外纺织技术和审美文化的交流，联珠圈纹、葡萄纹与对鸟对兽纹等都在中国纺织品上流行开来。

从出土的实物来看，似乎伊朗纺织品对中国纺织品的影响力更强大，其为中国纺织品提供了更具影响力的风格灵感来源，正如唐代和粟特纺织品中无处不在的萨珊波斯联珠纹所反映的那样。但在蒙古伊朗时期，中国纺织品对伊朗纺织品的影响开始凸显出来，大量中国的装饰主题和纹样在伊朗纺织品中被采用和改编。

比如在波兰格丹斯克发现的对鹰盘龙纹织金锦，就是一件极具中国特色的伊朗纺织品，鹰翅膀上刻着“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苏丹国王，正义、明智的纳西尔”铭文，很明显这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织金锦，这件织金锦上我们还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龙纹。

龙纹出现在象征皇权的丝织品上，说明这是蒙古统治时期，伊朗王室御用的纺织品，龙纹成为伊朗和中国文化符号。但是这条龙却没有五爪，说明工人在借鉴中国龙纹的同时，却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在另一件年的丝织品上，发现了火纹、云纹以及宝珠纹等，可见伊朗对中国纹样的吸收和借鉴。

除了龙纹，凤凰也是中国文化当中最为典型的装饰样式。最早关于凤凰的记载在中国新石器时期，在后来陶器以及丝织品上，大量有凤凰的图样。凤凰羽毛丰满，形象飘逸，是中国女性皇权的象征。

在蒙古伊朗时期，凤凰样式在伊朗也非常流行，比如出土伊朗的凤凰与球形棕榈树织金锦，上面在用凤凰取代了伊朗的传统鸟纹，但是仍然保留了伊朗传统对鸟兽纹的对称布置，不过依然还有中国凤凰的飘逸感。

现藏于德国纽伦堡国家美术馆的一件13~14世纪伊朗产纺织品，羚羊祥云纹织金锦，在这件纺织品上，羚羊头顶有大量环绕的祥云，在中国道教思想当中，云被认为是宇宙气息的积累，因此从唐朝开始，云纹被中国各民族所吸收，因此在伊朗的纺织品当中也被采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三只兔子代表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与来世，因此形成了生死轮回。同时在伊朗纺织品当中也出现了三兔拱月的装饰，所不同的是有四只兔子，共用4只耳朵，和中国一样逆时针在代表月亮的团窠纹中奔跑。

除了龙、凤凰、兔子等动物以外，还有大量的中国元素的植物也出现在伊朗的纺织品上，比如八瓣莲花纹，菊花纹等，这些纹样不但吸收中国的文化元素，还对其进行融入与再创造。比如这件年伊朗的圆形丝毯，人物图像的背景装饰着中国风格自然流动的花卉图案，但图案却以伊斯兰装饰风格的满地构图形式填充空间。王座头顶华盖两侧的长羽飞鸟唤起了人们对中式凤凰的联想，而王座脚下正前方的两只动物—仙鹤与乌龟则是典型的中国元素。

这些伊朗纺织品上大量的中国元素，大都是在13~14世纪传入伊朗的，尽管在两种艺术形式接触早期，这种跨文化的艺术借鉴和学习并不完整和成功，甚至有时会产生由于文化的曲解和误读所造成的怪诞装饰，但是经过不断尝试，将本土文化与中国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

伊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谈论伊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及织金锦了，在元代又叫金段匹，这些金段匹有两大来源，一方面来自伊朗的纳石失，另一方面来自中国本土的织金技术。尽管在蒙古时期，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广为传播，但是“纳石失”一词一直没有被汉化，一直作为音译词被使用，凸显了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特征。

纳石失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在蒙元时期被大量的仿制，后来经过中国织工的借鉴与吸收，发展出金段子等丝织物。蒙元时期，中国纳石失的品种以及数量都远超伊朗，甚至说全世界大部分的织金锦产品大都产自中国。同样在伊朗，其本土的纳石失也发展出中国的纹样，无论面料还是制作工艺都逐渐仿中国化。

在13世纪20年代，每年有上千名伊朗的织造工来到中国，他们利用波斯的工艺，而且还沿用具有伊朗风情的图案等，因此在我们国家的纳石失上，有鲜明的异域文化特色，比如鹰盘龙纹纳石失，上面有大量的波斯文字，还有现存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收藏的淡蓝与黑地双狮戏球纹纳石失，图中也有大量的波斯文字，而且在图案当中还有大量的中亚动物，比如狮身人面等。作为中亚的典型纹饰，狮身人面还大量出现在中国的陶器上还有铜器上。

纳石失在中国得以传播，蒙古人的贡献非常大，游牧民族逐草而居，在不断迁徙当中，需要尽量保有自己的财产，只有携带高价值的贵金属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身上穿着奢华的丝织品，一方面便于携带，另一方面也能够彰显地位，因此得到蒙古人的喜欢。

同时蒙古文化的开放性，让当时元朝不但有佛教、印度教、还有祆教等各种异域的宗教，在这些伊斯兰教文化影响下，伊朗丝织品中的严谨、规整均衡的风格，也得到蒙古贵族的喜欢。

结束语

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蒙古时期，中国和伊朗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要的国家，在纺织品交流，文化的交融与创新上，不断发挥着各自的文化特色，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无论是伊朗流行的“中国风”，还是波斯纳石失与联珠纹等元素的中国本土化发展，都说明两大文明对异域文化强大的接受与吸纳能力。艺术乃至文化若想大发展，应当有兼容并包的襟怀，还该具备消融改造的能力，即封闭自雄可鄙，一味效仿可悲。仅从纺织文化的交流来看，蒙元时期的中伊两国已经做出了表率。他们以异域的养分促进了自身纺织文化的成长，成就了自身文化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