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之路，将东亚、东南亚与东非、西亚和南欧贯通起来。在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以及后来的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国王时期，犍陀罗地区（即目前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兴建了大量的佛塔和寺院。从这些佛教建筑中出土了许多石刻造像、灰泥造像、铜像、青铜像以及铜币、银币和金币，目前大部分陈列在巴基斯坦和国外的博物馆里。这些出土文物显示，犍陀罗艺术受到了来自中国、波斯、罗马和希腊等不同文明的影响。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以及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国王时期，大乘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中国、日本和韩国。

犍陀罗是南亚的重要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佛教中心，因此被称为“佛教圣地”。犍陀罗（Gandhara）这个词可以一分为二：“Gand”意为“香气”，“Hara”意为“土地”，犍陀罗即为“芬芳之乡”。广义的犍陀罗地区包括了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印度河下游谷地、塔克西拉山谷（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北部）和整个克什米尔地区，实际的（即狭义上的）犍陀罗地区为一个三角形地带，东西长公里，南北长70公里。然而，犍陀罗艺术突破了重重地理阻隔，向阿富汗东部、乌仗那、巴尔赫、斯瓦特山谷、布内尔、迪尔、巴焦耳和白沙瓦山谷等各地延伸，直至克什米尔。

有关犍陀罗的著述，在国外可谓汗牛充栋，在国内对犍陀罗佛教艺术做深入研究的却很少。此前国内学界一直将犍陀罗视为域外，但实际上，犍陀罗文明和中国文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犍陀罗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汇处的白沙瓦谷地，一直是古代求法僧心目中的圣地，其美术也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的“混血儿”，她不仅融合了印度、希腊-罗马文化，还间接受到波斯文明、山地游牧文化影响，其寺院建筑、石雕、泥塑是早期佛教艺术的典范，这些艺术还被认为对中亚和中国石窟建筑和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今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巴基斯坦北部及中亚细亚的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的希腊式佛教艺术。形成于公元1世纪，公元5世纪后衰微。公元前6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传入佛教﹐1世纪时成为贵霜帝国中心地区﹐文化艺术很兴盛﹐犍陀罗艺术主要指贵霜时期的佛教艺术而言。因其地处於印度与中亚﹑西亚交通的枢纽﹐又受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等长期统治﹐希腊文化影响较大﹐它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故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

犍陀罗艺术形成后﹐对南亚次大陆本土及周边地区（含中国新疆、中国内地、日本、朝鲜等国和地区）的佛教艺术发展均有重大影响。早在佛陀时代之前的古印度，在亡者遗骸之上建塔或墓的习俗已为人所知。曾到此朝圣的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在文献中频频提到，舍卫城附近的一座小邑中存有佛舍利，其上矗立着与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等过去七佛有关的古佛塔。对此，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在论及佛塔崇拜时认为，无论上述中国高僧所见的古佛塔实际建造日期为何时，这些所谓的过去七佛舍利塔实际上表明了为亡者建造纪念塔是当地一项古老的习俗。

佛陀涅槃后，人们在佛陀舍利（佛陀遗骨）之上建造佛塔，分布在八个主要部落，即供奉于拘尸那城、摩羯陀国、毗舍离国、迦毗罗卫国、遮罗颇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和婆罗国，此外香姓婆罗门和孔雀一族也建造了供奉佛陀舍利的佛塔。从上述和其他一些传统中可清晰地看出，在佛陀时代，建塔已经是古印度地区早已有之且为人熟习的风俗。同样清楚的是，佛塔直到阿育王时代才成为佛教徒明显的崇拜对象。

早期佛教文献关于寺院内部构造以及僧侣生活细节的记载十分丰富，然而却没有关于阿育王之前佛塔崇拜的任何记载。如果早期的僧侣确实崇拜佛塔等纪念物（就像他们后来那样），而文献对此的记录竟然阙如，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尽管自佛陀涅槃后，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八座佛塔一直是僧侣崇拜的对象，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佛塔在阿育王之前就被公认为佛教信仰的标志。正是阿育王打开了上述八座佛陀舍利塔中的七座，将佛陀舍利细分给了王国中所有的主要城市，并在每个舍利上都建造了宏伟的佛塔。阿育王可谓是推动佛塔崇拜的第一人。

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原因，在于其艺术自由化和开放性。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甚至白毫可能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

在犍陀罗地区，佛陀的形象出现了，并被赋予了很多特征。比如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异相，比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很多学者都认为，佛陀的形象应该是借鉴了王者的形象，受到了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犍陀罗的佛像静穆庄严，带有超越世俗的神圣美感，但同时又具有高度写实的精神。

犍陀罗的佛教艺术并不局限于其狭义上的地理边界，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蔓延至许多区域，例如斯瓦特北部地区、印度河上游以及塔克西拉山谷等。实际上，考古人员在这些地区发现了许多佛教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大量与佛教传说有关的雕塑重见天日。犍陀罗佛教艺术起源于该地区，并且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长期繁荣兴盛。从发掘出的庙宇、寺院遗址中可以看出佛教艺术在此地进行了复杂的重组。

因此，犍陀罗艺术也被称为“希腊佛教”或“罗马佛教”艺术，因为它包含了一些源于西方的元素。这里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全球化”的尝试，轴心时代的五大思想高峰及其带来的文明成果，在这里完美地融合，希腊的哲学、神学、美学，和印度发源的佛教、印度教、地方神祇，以及伊朗系文明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乃至弥赛亚信仰，彼此激发，形成了影响东方文明的佛教文明体系。

佛陀立像灰色片岩犍陀罗公元2-3世纪

从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测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佛像的出现，可谓是各种文明融合的产物。富歇甚至认为，佛像是以希腊的阿波罗神像为模板塑造的，其发明者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希腊居民。虽然现在对于佛像产生的地点仍众说纷纭，但是犍陀罗佛像独有的自由融合的艺术气质，应该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结晶。犍陀罗的佛陀雕像，多采用青灰色的云母片岩，塑造出佛陀静穆庄严的风格，让人有时光凝滞的感觉。

辩才天女（Sarasvati）浮雕，拉合尔博物馆

中国所接受的佛教并非直接从印度传来，佛教在中亚地区尤其是贵霜帝国经过了一番洗礼。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这些传统包括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的出现，等等。

悉达多诞生浮雕，卡拉奇国家博物馆

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佛教以前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

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儒家、道教、阴阳五行等思想与之融合，成为中国文明的固有组成部分。大约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年之间，犍陀罗，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人类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犍陀罗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处在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繁荣的时期，这片核心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为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和佛教世界的信仰中心。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曾作为犍陀罗的首府，可以说是犍陀罗艺术的摇篮。迦腻色迦的统治时期是公元二世纪（东汉时期），此时是贵霜帝国最繁荣的时期，也是佛教和犍陀罗文明的鼎盛时期。

贵霜帝国的首都，长期就置于白沙瓦平原上，以“布路沙不逻”（Purusapura，今白沙瓦）或者“弗楼沙”等名字频繁见诸汉文史籍。穿越北部的山脉，就进入了古代的乌仗那地区，以斯瓦特谷地为中心。斯瓦特的犍陀罗浮雕古朴浑厚，很有地方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就来自这个地区。而穿过西边的兴都库什山，就是古代的那竭国，也就是今天的贾拉拉巴德地区。

在这里，醯罗城（Hidda）和那揭罗曷城（Nagarahara）是中土巡礼求法僧人礼拜的重点，从那揭往西北行，在兴都库什山中，就会到达巴米扬（Bamiyan），也就是玄奘笔下的“梵衍那国”。翻越兴都库什山，就进入了古代的巴克特里亚地区。这个地方在汉文史料中以“大夏”闻名，希腊文化在这里繁荣了数百年之久，也是犍陀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犍陀罗在东方中文文献和西方文献中都留下了痕迹。中国西行巡礼求法的僧人们描述了犍陀罗的佛教圣迹和圣物，汉文译经很多来自犍陀罗地区，留下了诸如贵霜君主迦腻色伽供养僧团、推动佛教发展的记录。而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和旅行者，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早在公元前5世纪，西方已经听闻犍陀罗之名。甚至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商人和移民已经到达了巴克特里亚地区。中国史籍中现存最早的有关犍陀罗的记载出现在西汉时期，在《三辅黄图》中记载，汉武帝曾赏赐给董偃千涂国上贡的玉晶，这个“千涂国”就是犍陀罗。

在白匈奴入侵犍陀罗之后，佛教逐渐失去了它在贵霜王朝时代所拥有的王室赞助。由于佛教普及而一度式微的印度教，在此时获得了白匈奴的支持而再度复兴。佛教庙宇大量荒废，许多僧侣逃往山区（今巴基斯坦西北偏远地区）避难。在公元7世纪，玄奘来到犍陀罗，他认为此地曾经臣服于迦毕试国，但后来它已成为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的支流。虽然曾有许多寺院，但已成为废墟。在经历破坏之后，犍陀罗从未恢复。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罽宾”，比如《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犍陀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是佛教的中心，这里“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而且保存着数量众多的佛陀圣物，还有最高的佛教建筑雀离浮图。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

很多中土西行巡礼僧人，在犍陀罗巡礼圣物和学习之后，并不渡过印度河继续前行，而是打道回府。犍陀罗迦腻色迦是当时世界最大帝国的统治者，根据藏传文献《于阗国授记》，迦腻色迦曾征调于阗、龟兹的军队参加对印度的远征。很难想象，征调中国新疆的小国家，派军队攻打印度，还抢了很多舍利回来。

这个记载在后来发现的石刻文献里得到印证，大概是可靠的。在罗巴塔克碑铭上也有一些印证。他的形象基本是武士形象，感觉是军事贵族，一手拿剑，一手拿大棒。马图拉出土的文物上面有他的铭文和名字，所以我们知道他叫迦腻色迦。玄奘西游也记载了犍陀罗迦腻色迦：“昔犍陀罗迦腻色迦王，灭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聪明东。河西番维，畏威送质。”

在犍陀罗故地，遍布着数量众多的人类文明遗迹。除了作为文明中心的布路沙不逻和位于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还有北边的斯瓦特、位于贝格拉姆地区的迦毕试故地、保存众多佛陀圣物的那竭和哈达、汉文文献中提到的乌仗那国（布特卡拉遗址所在地）、马尔丹县的塔拜克遗址等，可谓星光璀璨。

在斯瓦特、布内尔、迪尔等地分布着许多佛教遗址，这些遗址保留了佛塔、寺院、精舍、居住点、洞穴、石刻和铭文。据公元4世纪来到斯瓦特的法显记载，该地区约有座寺院。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宋云在公元6世纪到达该地，在当地寺院里看到了近0幅画像。

玄奘于公元7世纪来到斯瓦特，在目睹了当地佛教衰败的景象后，他说：“夹苏婆伐窣堵河，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渐减少。”即使在今天的斯瓦特，仍有超过座佛塔和寺院遗址，占地面积约平方公里。僧侣们在山上建造了许多佛塔和寺院，其目的一是不影响山下的农业生产，二是免于战乱侵扰。他们在朝圣者经常沐浴的水泉旁建造了寺院。

犍陀罗地区（特别是塔克西拉山谷）发掘出了许多属于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5世纪的佛教圣地遗址，其中最早的一个是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建造的法王塔。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关于该遗址的主佛塔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阿育王很可能将佛陀舍利分配到此处并建塔。今天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都在犍陀罗的文化和地理范围之内。距离喀布尔很近的艾娜克，以铜矿开采著称，贵霜时期，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佛教信仰中心，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

白沙瓦谷地北边的斯瓦特河谷、西边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也往往被划归犍陀罗艺术流派的范围。今天在白沙瓦地区斯瓦特地区的斯瓦特河谷附近的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遗址，仍有一些佛像残片、佛塔装饰浮雕残片等佛教物品，地面经常可以看到散落的青铜环、铁钉、钱币等金属遗物，在佛塔基座飞檐托间有几处残留的湿壁画。其中的壁画中出现的希腊式“有翼天使”形象。

阿富汗哈达佛寺出土的有翼天使像

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位于斯瓦特河支流那集格拉姆峡谷内，到峡谷谷口城市巴里果德直线距离约12千米，平均海拔米，是一处综合类型的寺院遗址，该遗址主要包括塔院区和僧院区域。沿着那集格拉姆峡谷向西北行进则是著名的karakar关口，这条崎岖的山路可以抵达犍陀罗的核心地区Bunner。自此继续行走便可以进入沟通白沙瓦和德里的主干道，这也是古代南亚大陆上主要的交通要道，沟通着许多古代政治中心。

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远景

相对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使该地区大量古代文化遗产得以保存，相对于白沙瓦平原地区寺院建筑容易风化颓圮，尤其是山崖中的佛教寺院建筑保存完好，基本保留了原建筑高度和整体原貌。

该遗址最早在年由英属印度考古局斯坦因进行初步调查，斯坦因在其考察记录中介绍了该佛教遗址，并提到佛塔荒废、希腊化雕刻遍布田野的信息。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年，意大利中东与远东研究所根据斯坦因的记载，也对该处佛塔进行调查，法切那、图齐等人都曾对佛塔进行了测绘。

随后，年，日本人樋口隆康、桑山正进对该地区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调查，拍摄了大量照片。桑山正进通过对佛塔建筑的考察，认为该处佛塔与白沙瓦地区“迦腻色伽大塔”以及汉文文献中记载的“雀离浮图”存在关联，属于公元1-2世纪期间修建的大塔。之后还有德国、美国等学者陆续前来调查，根据可对该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建筑形制的研究，学界一致认为这是创建于公元2世纪左右的佛教遗址。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区域的寺院建筑和城市考古也有了新的突破，年意大利考古队在巴里果德地区展开城市考古工作时，采用了新的水平地层发掘法，斯瓦特地区古代城市和物质文化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年意大利考古团队对巴里果德地区进行建筑调查和测绘时，全面完成了对该遗址的建筑测绘，并出版了相关调查报告，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塔第一次得到完整测绘整理。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遗址的复杂程度超越了一般的犍陀罗佛寺，分布在河谷两岸的众多形态各异的建筑遗迹既包含有佛教的塔院、僧房、修行场所等建筑遗迹，也包含有围绕寺院的城防、关隘、世俗建筑，它们依山而建、互相依托，形成了一座综合性的小型城塞。这座城塞是了解古代佛教信仰、建造技术、物质文化的范例，借此可以看到古人如何利用自然山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由于交通不便，物质供应困难，大部分建筑已经荒废，地表布满了大量建筑构件和石雕残片等文物，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未能展开，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在塔克西拉地区的发现，也足以令人震惊。马歇尔爵士凭着自己对希腊克里特岛挖掘的经验，为犍陀罗地区的发掘，尤其是塔克西拉（汉文文献中的“怛叉始罗”）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分属三个时期的古城，包括皮尔丘、锡尔卡普和锡尔苏克，都出土了大量改变历史图景的遗迹和文物。

锡尔卡普的双头鹰庙，是一座佛教窣堵波；法王塔和焦里安遗址、莫赫拉莫拉都寺院遗址等，见证了佛教在这里的繁荣景象。数量众多的装饰盘和多达四十余位的希腊君主的钱币，见证了希腊文化在这里与佛教信仰及本土文化的融合。5世纪初，法显在这里留学六年之久；他的后来者玄奘大师也在此停留两年，可见此处在佛教世界和网络中的地位。

从法显、玄奘的西行求法可以看出，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这些传统包括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

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的范围，甚至越过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作出来的。

观音菩萨半跏思惟像

从佛经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年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

犍陀罗阿特拉斯像石雕

从年左右，中国开始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迦腻色伽等贵霜君主推崇大乘佛教的文本化经典，一方面，大乘佛教的文献从此被视为佛的指导，成为带有权威性的佛典——这些佛典被具有菩萨牺牲精神的佛教传法僧带到东方；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和佛教文本，迦腻色伽时代的世友尊者和马鸣菩萨，都是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

比如《法句经》，年在哈达地区发现的犍陀罗语写本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0到30年之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写本。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

犍陀罗艺术吸纳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号、理念和神祇，造就了其世界主义的面貌和特征。佛教雕像中的帝释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里他们却臣服于佛陀；带有民间信仰特征的般阇迦和鬼子母，则混合了印度和希腊的理念与艺术形象；佛陀本生故事里，出现了迦楼罗；那伽或者“龙”作为佛陀的礼赞者或者异教的象征，出现在佛传故事里；希腊风格的装饰、建筑、神祇频频出现在各种佛教艺术中。作为佛陀“保护神”的执金刚神，形象来自于古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其他的风神、海神等，都在犍陀罗雕像中留下痕迹，并以之为载体传入东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