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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放款，是标准的高利贷。它的年息，一般是百分之十八至二十，高的几乎达到百分之四十，月息可以达到百分之五。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中国行商积欠英商债款共达三百八十万元，其中本金不过一百零八万元，其余都是由复利滚上去的。

　　这种放款，又是和他们的鸦片走私扣在一起的。为了加强中国鸦片经纪人的周转能力，他们常常给这些经纪人以小额的货款，运用有限的资金，换取无限的利润。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账房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就曾透露，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鸦片的价格就按照他们预期的那样“获得上长”。

　　这种放款，还和他们的汇兑业务扣在一起。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外国商人出借的款项，并不支付现金，而是开出由他们在本国的代理行号承兑的汇票。乾隆二十六年（一七七一），大行商潘振承为了支付英国商人的贷款，就曾经请求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账房，以向伦敦代发汇票的形式给予贷款。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另一个大行商黎光远为了购买印度棉花，也曾请求东印度公司的账房，向孟加拉开发汇票作为贷款。这只是见于东印度公司现存档案之一、二事例，类似的情形，是所在多有的。接受这种贷款，就必然要接受由债主规定的汇率，从而债务人在利息负担之外，还必须承受汇率上的损失。

　　外国商人对中国商人的放款，也曾受到清王朝的禁止。但是这种禁止，实际上是不发生效果的。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降，行商积欠外商债款经常在三、四百万两之间。在实行公行制度的八十二年间，无力偿还的债款总数约在一千六百五十万元以上。这些“用复利滚进的放款的积累”，不但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付重担，而且在鸦片战争后还成为英国侵略者勒索战争赔款的一个项目。 　　

四、贸易支配权的更迭

　　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的相对地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贸易支配权的更迭。

　　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是具有一定独占权的官商，是以封建政权在对外贸易经营管理代理人的面貌而出现的。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以后，行商还进一步有了自己的组织——公行。它在对外贸易上的独占性质，更加显著。外有官府的支持，内有自己的组织的维护，广州对外贸易便可处于行商支配之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行商在和自己的主要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接触中，由独立的商人逐渐转为受外国商人支配，甚至依附于外国商人的地位。

　　这种支配权的更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贸易资金的周转。上面提到从十八世纪初期起，行商拖欠外国商人款项，逐渐成为经常的和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初是由于贸易资金的周转。一方面，行商接受外商进口货物，议定价格以后，并不立即付款，往往要等到转售以后，才陆续给价。在外商回国之时，其未出售之货，则作价留与行商，一俟售出，即作为外商存款，按月起息。俟下次外商货到，一面结清旧欠，一面又交新货。这样循环下去，外商手中，始终存一笔行商的欠款，而且由于本外有利，利又作本，辗转积算，愈积愈多。另一方面，外国商人向行商购买丝、茶等出口货物，由订货到交舱，至少需时百日。在通常情况下，外国商人都是预付行商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货款，以便内地办货商人周转资金。这一笔预付货款，也往往积成行欠，而且也是愈积愈多，最后的结果是行商愈来愈依赖于外国商人，而失去原先的在对外贸易上的主动能力。这种现象，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已经相当明显，到了十九世纪初，更为严重。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全体九家行商中，有六家新行商不能自立，需要东印度公司的借款维持。十七年至十八年，有五家行商相继赔累，由东印度公司设法补救。十九年，十家行商中，有七家濒于破产，也是由东印度公司先后筹款四十六万两，才得渡过难关。二十年，又有七家新行商向东印度公司求援，得到八万七千两的接济才免于破产。新一辈的行商，几乎完全依靠东印度公司，他们之是否免于破产，决定于公司的是否支持。当然，接受援助的行商，必须付出代价，这就是在付出重息以外，还得接受公司的监督，牺牲原来的独立地位。

　　第二，关于商品价格的规定。在广州开关贸易以后，进出口商品价格，原来是由行商公同酌议。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虽然规定行商与外商公同议定价格，实际上“中国商品按什么价格出卖”，仍然“由公行来决定”。一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价格的议定方面，中国行商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在很多场合中，外国商人不得不听从行商的议价。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行商破产开始增多，公行组织一度解散，商品议价的主动权逐渐从行商手中失去。八十年代中，中国的官方文件已经有这样的记载：外商与行商交易时，“临时定价，任意高下”，以致行商“亏本借贷”。八十年代以后，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经常出现中国行商在规定入口商品价格方面，屈从于外商的事例。如乾隆五十二年（一六八七），行商要求降低进口哔叽和铅的价格，就以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同意而不能实现。嘉庆三年（一七九八），东印度公司在进口铅和锡的价格上，坚持铅价要提高，锡价要维持原状，虽然明知中国商人要亏本，也不让步。中国行商虽然表示了异议，但是没有效果，最后还是依了东印度公司的条件。嘉庆九年（一八○四），东印度公司又提高进口毛织品的价格，甚至威胁中国行商，如果不同意，就要降低中国工夫茶的价格。中国行商屈从了他们的决定，换来的仅仅是一个毛织品质量不降低的空洞保证。这只是见之于记载的少数事例，但是它足以说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广州贸易中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已经开始旁落外国商人之手。

　　第三，关于贸易份额的分配。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开关贸易之初，广东官府曾规定“各处商人来广，务各照货投行”，即按商货类别投行买卖，原无所谓在行商中分配贸易份额的规定。外国商人在各行商之间进行份额之分配，大约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七十年代起，进口份额的分配，开始发挥“维持”行商的作用。为了取得或保持份额，中国行商对外国商人的贸易条件，不得不曲意逢迎。嘉庆十四年（一八○九）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透露过这样的情况：原来“夷货到粤”；向系行商自行承办，“不致彼此多寡悬殊”，而“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透露了同样的情况。中国行商为了保证他的份额，不惜在商品价格上屈从于外国商人。上述乾隆五十二年行商之所以对哔叽价格的让步，主要是由于他们只关心“在本季度的进口中能保证自己的份额”。而嘉庆三年行商在锡价上的让步，也是为了得到份额上的保证。在清王朝的上层官僚中，也有人赞成这种办法，认为可以免去行商“垄断居奇，贱买贵卖，苦累夷人之弊”。这是本末倒置。在外商分配贸易份额的条件下，真正起“垄断居奇”作用的，只能是行商所“曲意逢迎”的外国商人。

　　第四，关于交易方式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以前，行商在与外商的交易中，尽管在商品的价格和贸易的份额方面，已经开始受到外国商人的制约，但是他与外国商人，仍然是独立的买卖双方。他在交易中，仍然保持独立的商人身份。尽管这时有些行商，由于资金不足，靠外国商人借款周转，他的所得，实际已近于中间人的经纪费，但是整个说来，行商仍能保持独立和主动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这种地位已明显地发生变化。新的一代行商，已开始实行代理推销、收取佣金的办法，把自己从独立的商人降为掮客和买办的地位。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当过通事的行商谢嘉梧，“打破了百年的传统”，第一次按照固定的价格，为东印度公司专门推销羽纱。他所做的生意，完全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他担任的角色，实际上是公司的掮客”。到了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这种推销办法，已经由羽纱推广到哔叽，由一个行商发展到许多行商。这一年，东印度公司以支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委托行商代销哔叽的货值，达到十九万九千多两。以前东印度公司极力反对公行的垄断贸易，现在却掉过头来要求行商“垄断”他们的贸易，不过要在新的基础上，即他们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成为他们的“独家经纪人”。

　　古老的中国行商，已经证明不是大英帝国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对手。然而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作为英国新兴工业资本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工具、以代理行号为主体的散商，已经大规模地涌向中国，代替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扩张东方势力的急先锋。这些属于“第二代”的所谓“自由商人”，是从来不“照着中国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并且“要达到想望中的空前扩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侵略者的撤退。相反，新的一代加紧了他们的步伐，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更加严重的入侵威胁。

（三）中国与友邻国家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清王朝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友邻国家的贸易，加强了中国和友邻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和友邻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 　　

一、陆路贸易

　　中国西部和中亚细亚接壤。中国和中亚细亚的陆路贸易，有长期的历史。位于伊朗、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中国和中亚一带友邻国家进行贸易的两个中心。在清朝以前，这两个地方经常有中国商人带来丝绸、宝石、麝香、大黄等物和伊朗、阿富汗以及印度等国商人进行贸易。清朝统治时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两条主要商道上，北路的吉昌，“店铺栉比，市衢宽敝”，“繁华富庶，甲于关外”。南路的莎车，“货若云屯，人若蜂聚”，成为当时对外贸的大城市。

　　中国和西南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也有长久的历史。在西藏，以札什伦布为枢纽，有两条传统的国际商道。一条西向，经拉达克以至克什米尔。一条南向，经不丹以达孟加拉。西向的商道，要越渡拉克达的无数高山和急流，然而在十七世纪每年都有商队用三个月的时间，跋涉这条“经常需要攀附悬挂两山之间的绳索才能通过”的商道上。克什米尔人用西藏羊毛织成的披巾，为西藏人所喜爱，而西藏的特产麝香、茯苓、大黄以及著名的眼药猛迷郎（即黄连），则是克什米尔商人回程携带的主要货物。

　　由札什伦布南向，是一条主要的商业孔道。在十七世纪中叶西向的商道受到阻滞以后，这条商道显得更加重要。十八世纪中，在这条商道上，除了尼泊尔、不丹和西藏的直接贸易以外，还有从孟加拉输入的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以及剪刀、眼镜一类日用品。由西藏输出的，则以岩盐、金砂、硼砂、麝香为大宗。远离海洋的西藏人，把珍珠、珊瑚看成是“最宝贵的珍饰”，而西藏出产的金砂，经由尼泊尔流入印度，也使尼泊尔享有黄金之国的盛名。

　　在中国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与缅甸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中，缅甸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从云南的大理到缅甸的八莫，是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商道。尽管在八莫和大理之间横着怒江和澜沧江，两江之间的海拔相差一千七百英尺，道路艰险，但是沿着这条商道的贸易却没有中断过。

　　西南地区，到十八世纪中叶中缅发生冲突止，两国之间维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贸易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时运载生丝和其他货物到缅甸的商队，常常需用三、四百头公牛，有时使用马匹达两千只之多。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中缅发生战争，清王朝封闭了边境贸易。但民间贸易往来，并未完全停止。战争经历三年，边境“尚有市肆”。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两国恢复通商。这对缅甸的统治者，正是著名的雍籍牙王朝。缅甸的史学家认为：“在整个雍籍牙王朝期间，中国对缅甸的关系，一向很尊重，把缅甸当作一个平等的国家”。从而“中缅两国的贸易关系，就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中缅之间的商路和交易的商品，都有所扩大和增加。中国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瓦河用大船满载丝线、纸张、茶叶、果品以及各项什货，从云南境内运到缅甸京城，回程则载运棉花、食盐、羽毛和黑漆。黑漆运回中国，“经过掺和香料加工以后，便成为驰名的商品——中国油漆”。中国的文献中说，缅甸“仰给内地者，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磁器、烟、茶等物，至黄丝、针、线之类，需用尤亟。彼处所产珀玉、棉花、牙角、盐鱼，为内地商民所取资。”

　　十九世纪初年，中缅陆路贸易又有进一步的扩大。中国输往缅甸的商品，如雄黄等不仅销于缅甸，而且由仰光出口，远销西亚和欧洲。在缅甸对中国的出口中，棉花和玉石已成为大宗商品。二十年代中期，由陆路运至中国的棉花，年达一千四百万磅，不仅供应云南，而且远销贵州、四川。由于棉花贸易的大量增加，三十年代的八莫，已经有了中国商人的棉花仓库，经常有五百名左右中国商人住在这个棉花贸易中心。至于玉石贸易，在它的极盛时期，居住缅甸的云南玉商达百余家。开采玉石的工人，多以千计。每年玉石产量，达数千石。缅甸古都阿摩罗补罗的一所中国庙宇中，还保留有五千个中国著名玉商的名字。

　　中国自陆路以入越南，很早便见于历史记载。现在广西的友谊关，是两国人民传统的往来孔道。清朝初期，闽粤一带人民曾经大量移入越南。自北部的谅山至中部的广义，十四省中，都有他们的足迹。中越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商业联系。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广西与越南之间的陆路贸易更加频繁。当时内地赴越南贸易的商民，多从广西平而、水口两关和由村隘旱路出口。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越南之高凭镇牧马庯立市；由村隘来商，在谅山镇之驱驴庯立市。其中驱驴地方，为各处货物聚散之所。越南方面，还另在谅山镇属之花山添设店铺，招徕平而关出口商人。七十年代中，这些商道上往来的中国商人，经常数以百计。

　　中国和暹罗的贸易，以海运为主。但陆路贸易，也有长期的历史。十七世纪中叶，暹罗的拍腊王朝和中国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长期居住暹罗的华侨达到三千左右。当十九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暹罗古都大城以北时，他们发现那里早已建立了中国的陆路贸易。中国商人克服了自然条件的严重障碍，开辟了通过缅甸掸邦进入暹罗的商道。暹罗境内的商道，可以到达难河上的难府和北部的重镇南邦。在这些山川险阻的商道上，中国商人每年从内地带来铜器、生丝、岩盐、锡箔、花边等日用品，然后又从暹罗把铜砂、象牙、兽角等货运回中国。这种历久不衰的陆路运输，曾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历史的奇迹，它证明了和平贸易纽带的牢固。

　　中国和东方邻国朝鲜的贸易，一向以陆路为主。在清朝统治全国以前，鸭绿江上的新义州和中江，图们江上的庆源和会宁，就是两国市易的传统口岸。中朝边境居民，一向“往来相善”，“或东或西，听民所往”。清朝入关以后，维持定期市易的办法。乾隆时期，会宁、庆源每逢开市，商人云集，中国商人前往会宁市易者，一次可达二百余名。市上交易的货物，从药材、纸张、毛皮、蔴布到牲畜、农具、食盐、渔产，极一时之盛。　

二、海上贸易

　　中国和海上邻国的贸易，包括日本、朝鲜、琉球以及印度以东，伊里安岛、菲律宾群岛以西的大片地区。其中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东的南洋地区，海上贸易有比较显著的发展。有些地方则出现相对的衰落。 　　

　　日本、朝鲜、琉球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民间很早就有贸易往来。明末徐光启说：“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贡市。元时来贡绝少，而市舶极盛”。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早在明朝以前，已经有所发展。

　　清王朝建立之初，中日之间的贸易，有进一步的增进。当时清王朝为了鼓铸钱币的需要，每年从日本进口大量黄铜，中国输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