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呈现的历史大不一样。森安孝夫主张书写历史应该采取更为开放而包容的世界史视野，“无论是西方中心史观还是中华中心思想，这些无疑都是民族主义的，我们必须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毅然诀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即是他的尝试与野心所在，他从世界史角度考察唐帝国，在各个章节，思考了何谓民族，何谓国家，真正的爱国心应该是什么样的等问题。昨晚，理想君随手在理想国微博和豆瓣，发了条信息：“夜深了，就不要轻易打开一本好书，看兴奋了就影响休息，影响第二天干活的状态。”当时正翻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读到“何谓丝绸之路”这一章节。不过今天推荐的是书中另外的章节，讲唐朝的“西域”趣味，安史之乱后唐代文化急速走向内向这一背景之上，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呈现的排外。石田干之助的名著《长安之春》近现代的情况姑且不论，仅就近代以前的人类史而言，在可以称之为历史史料的文献之中，有关风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信息保存得非常少。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联想一下报纸和日记就很容易理解了。所谓记录，并不是要把每天都重复的事情或者司空见惯的事情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通常不太会被记载，一般偏重于记载那些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奇闻逸事及其传达的重要信息，而文化和风俗并不是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就会发生变化的东西。在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国际色彩的世界帝国唐朝，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此外，当时有什么样的外国文化传入了唐朝呢？关于这些问题，在上述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年出版)堪称代表。

《长安十二时辰》

他着眼于文学作品，尤其是唐诗，从历史史料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只能称之为从属性史料的文献，尝试着打破了史料运用的这一界限。在平凡社以“东洋文库”系列之一重刊这部《长安之春》时，我的恩师榎一雄曾撰文加以解说。借用榎一雄先生的评价来说就是：《长安之春》收录的诸篇之所以吸引读者，乃是因为其中洋溢着一种难以言传的余韵，而这种余韵给读者展示了一种可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余韵，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石田博士在书中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而纵横引用所具有的效果。虽说如此，以唐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仍然是出于时人之手，作为历史学者的石田博士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对上述文学作品中没有提到之处进行什么增补。《长安之春》之所以被视为少见的名著，其关键正在于此。近年来，坊间充斥着由小说家所写的一些所谓的“历史读物”，不知道是因为亲切还是过于好事，在真正的历史学者看来应该作为留白空下来的地方，他们却用一些完全超出想象的故事来夸张地进行了“创造”。榎一雄先生曾批评这种现象是“以历史面目出现的虚构之横行”。我衷心希望对自己的读书鉴赏力有自信的读者能拨冗读一读石田博士这本《长安之春》。

《妖猫传》

胡俗的大流行唐代是一个胡风、胡俗大流行的时代，也正因为这一点而被称为“国际化”的时代。不仅胡服、胡帽等服装，包括胡食、胡乐、胡妆等都受到了朝野人士的欢迎。《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记载说：“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如果说《旧唐书》的记载反映了整个唐代的风潮，那么《安禄山事迹》卷下所说的“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森安注:一种走起路来就摇动的头饰)；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兆矣”，则明显是指盛唐玄宗时代的情况。进而，活跃于9世纪前半期的政治家、诗人元稹在以《法曲》为题的长诗中吟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所谓“纷泊”乃是表示“飞扬”之意，在这里是表现了胡风流行的盛况。由此可见，即便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仍然未见到胡风衰退的迹象。汉语的“胡”字，根据前后文所指有所不同。虽然是一个随机融通变化的词语，然而根据时代和地域不同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变化规律。截至西汉时代，“胡”意味着匈奴，而到了五胡十六国时代，“五胡”则是指以匈奴、鲜卑、氐、羌、羯为代表的北方到西方的游牧民。可是，从作为过渡时期的东汉开始，“胡”就已经开始指以粟特人为首的西域人了。而且，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以指游牧民的用法占多数，然而进入隋唐时代以后，“胡”则变成多指西域沙漠绿洲城邦国家的人。比较容易混淆的是，由于过去的用法还继续存在，所以根据场合不同，有时候会将突厥、回鹘等也称作“胡”。概而言之，“胡”这一词语在中国明确意味着“外人”“异国人”之意。

乘坐骆驼的粟特人乐师三彩俑。高66.5厘米，8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有“胡”字的词汇作为有“胡”的词语来说，众所周知的“胡桃”“胡瓜”“胡麻”都是西域的沙漠绿洲农业地区的产物，在北方的草原上并不栽培。因此，认为这些作物都是西汉时代由张骞带回来的这种说法很容易露出破绽，完全是一种虚构。说西汉的“胡麻”只是“从匈奴传来的麻”也非常牵强。实际上，“胡麻”由张骞带回来的说法始于宋代。那个时候说“胡麻”的意思是“从西方沙漠绿洲农业地带传来的麻”，这一说法则普遍能被接受。关于“胡坐”究竟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虽然难以判断，但“胡床”(椅子)、“胡瓶”(水壶)、“胡粉”(化妆用的白粉)以及“胡椒”，恐怕还是从西方传入的。胡椒虽然是东南亚和印度的特产，但是中国的胡椒最初是通过西域传进来的。另外一方面，被叫作“胡食”者，乃是指通过酵母发酵而成的面包或者油炸面包、蒸制面包之类食品(胡饼、烧饼、油饼、炉饼、煎饼、胡麻饼)等，这些都是从西亚、中亚传来的吃法或者食物。本来，在3世纪以前的东亚并没有“粉食”的文化，只有将谷物按照颗粒的原状或煮或蒸以后食用的“粒食”文化。后来才从西方传入了粉食文化，即把小麦磨成粉以后，或者做成面包，或者做成面条食用。最早汉语的“面(麵)”字并不是拉面、擀面条、荞麦面条等意，而是“麦粉”的意思。所谓“饼”就是指烤制“麦粉”而做成的食品，也就是说面包、馒头一类食品，而并非指现在日本所说的用大米(糯米)做的“饼(おもち)”。

《长安十二时辰》

炉饼是“用炉子烤制的面包”，煎饼则是“用食用油煎制的面包”。总之，粉食乃是从西亚沿着中亚的沙漠绿洲农业地带传播而来，胡食的“胡”字指西域没有任何疑问。此外，几乎所有的“胡乐”都是西域乐，而且大多是源自于新疆地区的音乐，关于这一方面后文再加以介绍。

《长安十二时辰》

胡服之由来现代的日本人每个人都穿着合体的裤子，开襟长袖(筒袖)的短上衣，也就是通常说的“洋服”。所谓“洋服”意思是明治时代从西方传进来的服装，并不是东亚的服装之意。但是，实际上这种服装最早出现在距今三千年以前的中央欧亚，乃是游牧民族为了骑马以及骑射(骑在马上射箭)方便而改良制作的一种服装，其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洋服”上的皮带以及皮靴等附属物，实际上也是来自游牧骑射民族。司马迁《史记》中记载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公元前年—前年在位)与北方强大的游牧骑射民族集团作战过程中，从赵国引入“胡服骑射”的风俗习惯的事情。当时的“胡”指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直接骑在马上弯弓射箭的骑士，远远要比被马拉着的两轮以及四轮战车的机动性强。所以中国在模仿其战法时，连服装也一起引进了中国。而且，经过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漫长时代，曾经的“胡服”被编入了中国文武百官的礼服以及常服的系列之中，因而人们不知不觉地也就忘记了其由来。因此，在唐代突然引起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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